丹麦议会通过30万丹麦克朗补偿方案，格陵兰强制避孕案责任仍未厘清

丹麦议会于2026年8月通过一项补偿法案，向符合资格、在1960年至1991年间于格陵兰或丹麦未经同意或未充分同意接受避孕措施的格陵兰女性一次性支付30万丹麦克朗，约合4.7万美元。申请期限为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9月1日，申请人可以使用丹麦语或格陵兰语提交申请；医疗记录并非必需材料，但可以作为支持申请的证据。

据《The Hindu International》报道，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丹麦医生在政府官员指示下，为数千名格陵兰因纽特女性和女童放置宫内节育器，受影响者超过4000人。许多人对被放置节育器一事并不知情，也没有作出同意；一些未成年女童甚至在本人和父母都未同意的情况下，被教师从课堂叫出并接受操作。该报称，这项行动以控制格陵兰出生率为家庭计划目标。报道还提到，许多受影响者后来出现不孕，或在尝试怀孕时遭遇严重并发症。

材料显示，问题并非单一的医生越界，而是政府指示、医疗体系和当地行政机构共同参与了对她身体的干预。格陵兰在1953年结束殖民地位，1979年获得自治，2009年扩大自治权，但外交和国防事务仍由丹麦负责；丹麦直到1991年仍负责格陵兰的医疗体系。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国家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医疗政策、教师配合和地方执行网络，将"家庭计划"变成绕过家庭与女性本人意愿的命令。

《The Hindu International》援引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卡利·察伊的说法称，殖民主义遗留已经在今天转化为针对因纽特人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种族歧视。避孕政策的关键因此不只是医学风险，更是殖民治理如何把国家权力延伸至当地人的身体和生育决定。责任应指向制定政策、下达指示和执行政策的机构，而不是被强制接受节育器的女性或当年无法阻止操作的家庭。

丹麦政府于2025年正式道歉，承认这场避孕行动对格陵兰因纽特女性构成系统性歧视，并承认她们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伤害。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说："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但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因此，我代表丹麦说：对不起。"格陵兰首相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也另行道歉，承认格陵兰在接手医疗体系后发生的相关案件。

不过，付款金额和申请期限并没有替代对国家责任的完整追究。现有材料没有说明补偿申请已经审理多少宗、多少人获赔，也没有量化不同受害者所经历的身体和心理伤害。报道提到，已有142名女性向丹麦国内法院提出相关索赔，但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在现有公开材料中仍不清楚。补偿计划降低了缺少医疗记录者证明伤害的门槛，却没有回答谁在1960年至1991年间批准并监督了相关政策，以及谁负责核实所谓"同意"的真实性。

该案是否构成种族灭绝也尚无结论。2024年，格陵兰政府委托法律专家和心理学家调查相关行为及其人权影响。专家组出现分裂：两名成员辞职并提交了独立报告；留任的两名专家认为，格陵兰因纽特女性的权利受到侵害，但仅凭避孕做法不足以断定发生了种族灭绝，他们同时指出，法院可能依据审查范围之外的证据，例如把因纽特儿童带走交给丹麦家庭抚养等做法，推断灭绝意图。另一份报告则认定女性确实受到不当对待，但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政府官员或卫生人员曾有意消灭格陵兰人口。格陵兰司法部长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就是否发生种族灭绝得出结论。

因此，30万丹麦克朗首先是丹麦国家对已确认伤害作出的补救，而不是对殖民治理制度和国家指令的最终裁判。现有公开材料只公布了补偿金额、资格范围和申请期限；在申请结果、责任追究和专家争议得到进一步厘清之前，这个方案仍不能被写成一场历史强制避孕行动已经完成问责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