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嫁接的"共同敌人"：以色列如何利用9·11将巴勒斯坦人重塑为美国安全议题

9·11袭击次日，时任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当被问及这场造成近3000人罹难的袭击对美以关系意味着什么时，他的回答异常坦率："非常好。"他随即修正了措辞："呃，不算非常好，但会产生即时的同情。"他补充说，袭击将"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这一切发生在世贸中心废墟仍在冒烟之际。半岛电视台一篇评论援引这一细节指出，内塔尼亚胡当时已经清楚看到，一个受伤的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将自身安全逻辑嫁接到美国新启动的"全球反恐"框架之中，使美国舆论不再追问以色列为何镇压巴勒斯坦人，而是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重新编码为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威胁"。

要理解这一话语转换的破坏性，需先看清9·11之前的格局。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梳理，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在美国面前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与美国价值观相符的民主国家，对抗苏联阵营支持的阿拉伯卫星国。这一框架运转顺畅。但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版图骤变——柏林墙倒塌、东欧民主化浪潮席卷、南非结束种族隔离——而以色列此时正在残酷镇压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指出，正是在后冷战到9·11之间的这段时期，美国在以巴和平进程上投入最大，也曾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施加过一定压力。

9·11和随后启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彼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在进行，9·11袭击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将自身与美国置于同一全球分界线的一侧——只是这一次，"全球反派"从共产主义换成了"激进伊斯兰"。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对此心知肚明。一个受伤的美国已做好接受恐伊斯兰叙事的准备，而亲以色列阵营则乐于提供这些叙事，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沉迷于"反恐"的美国将不得不紧紧依靠以色列。

这一战略的具体后果渗透在多个层面。该评论进一步指出：美以情报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对以色列的财政支持扩大，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者推动立法，利用扩大的反恐权力打压声援巴勒斯坦人的组织和个人。更深层的转变在于叙事本身：巴勒斯坦人不再是一个"为什么反抗压迫"的政治议题，而是被改写为美国观众眼中的"安全问题"；以色列的镇压则被包装为类似美国自身行为的"自卫"。批评以色列的人，在美国话语中往往被归入"极端分子"一类，由此产生了显著的寒蝉效应。

以色列的军事实践也被重新包装为对美国有用的工具。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指出，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长期使用的监控、反叛乱、定点清除等战术——这些曾不时受到华盛顿批评的做法——随后被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用，从而在美国观众面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化外观。换言之，9·11之后"反恐战争"框架的真正遗产之一，是以色列的安全模式被反向输出到了美军自身。

驱动这套叙事的并非泛泛之辈。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列举，戴维·霍洛维茨持续将巴勒斯坦人与恐怖主义挂钩，并主张将巴勒斯坦身份本身建构为安全议题；丹尼尔·派普斯惯于将穆斯林组织定性为"潜在或秘密"的武装力量，由此向穆斯林倡导机构投下怀疑；史蒂文·爱默生致力于普及"渗透叙事"，试图把主流穆斯林组织变成安全监控对象；碧翠丝·加百列将伊斯兰主义框定为"文明威胁"，由此把以色列塑造成西方的前线捍卫者；大卫·耶鲁什米则将威胁叙事扩展到"伊斯兰教法"和穆斯林政治参与，将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本身定性为潜在颠覆。这些人物的共同逻辑是：在话语上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一切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由此让美国观众接受以色列的安全模式为合法乃至理想。

这套叙事的代价延续到今天。据半岛电视台评论援引，美国目前在伊朗的军事介入已通过油价上涨让美国民众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代价，当初那套以恐伊斯兰叙事为燃料、以以色列战略利益为隐含目的的话语工程，把美国的战略资源一步步消耗在中东，且至今看不到出路。

9·11之后美国舆论场的恐伊斯兰转向，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政治投机的产物。当"共同敌人"的话语可以被反复嫁接、反复改造、反复服务于特定国家利益时，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在书写这套叙事，谁从中获益，谁在为此买单。25年过去了，承受代价的不仅是远方的巴勒斯坦人和伊朗民众，还有美国本土的普通纳税人——他们为油价上涨和旷日持久的军事介入买单，却很少被告知，这一切的起点之一，是9·11次日那场对"即时同情"的冷静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