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治理

CHALLENGE随访八年后:接受教练指导的结肠癌患者存活比例更高,筛查不等于服务落地

据德国之声报道,2025年发表的CHALLENGE国际试验纳入889名已完成手术和化疗的2期或3期结肠癌患者。连续三年接受体力活动顾问指导者八年后存活比例约为90%,健康教育组约为83%;教练组出现癌症复发、新发癌症或死亡等至少一种结局者为93人,教育组为131人。自2027年1月起,美国乳腺癌中心须评估患者身体功能,并向有需要者建议运动或物理治疗,但试验只覆盖通过体能测试的人群,筛查和建议也不等于持续教练服务已经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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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之声报道,美国乳腺癌中心自2027年1月起须评估患者身体功能,并向有需要者建议运动或物理治疗。这项标准首先确立的是评估与建议环节,并不会自动补上教练配备、支付渠道和社区衔接。

支撑这一方向的是2025年发表的国际试验CHALLENGE。试验由加拿大癌症试验组牵头,2009年开始招募,共纳入来自6个国家的889名2期或3期结肠癌患者,多数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有受试者均已完成结肠癌手术和化疗,癌症没有向远处器官转移,入组前还须通过体能测试。

参与者分为两组。健康教育组只获得运动和健康饮食材料;另一组在此基础上连续三年接受体力活动顾问指导。教练组的目标活动量大致相当于每周三至四次、每次45至60分钟快走,实际运动类型和活动量则根据个人情况调整。

入组八年后,教练组每100人中约有90人存活,健康教育组约有83人存活。教练组有93人出现癌症复发、新发癌症或死亡中的至少一种结局,教育组为131人。这些是试验群体层面的结果,不能换算为每位患者都能多活若干年。

CHALLENGE的价值不仅在于运动量,更在于教练提供的长期支持。德国之声援引爱丁堡纳皮尔大学临床运动科学教授Anna Campbell的话称:“试验的主要成功,是帮助参与者成为能够独立运动的人,以安全、有效且个体化的方式保持活动。”癌症运动研究者Tormod Skogstad Nilsen则强调:“运动应根据个人状况及其面临的挑战调整,而不是一味追求规定的最低运动量。”日常照护若只复制“快走多少分钟”的表面指标,可能丢掉研究中持续指导、反馈和调整的作用。

Nilsen指出,相较于真实临床人群,运动试验参与者通常更年轻、体能较好,也往往更有动力参加。CHALLENGE同时只涵盖2期或3期结肠癌患者,且入组者须通过体能测试。因此,其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晚期癌症、重大合并症患者、体能较差或不愿运动的人群。对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其他癌种,CHALLENGE也没有提供直接的长期生存证据。

服务缺口从转介环节就已显现。德国之声援引一项2024年针对549名癌症患者的调查显示,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曾被转介至运动服务,但近四分之三的人认为肿瘤科医生应当主动讨论运动问题。Campbell表示,虽然已有一些有效路径,但总体仍很有限;理想情况下,需要一名临床人员负责协调,把外科、肿瘤科和社区健身指导人员连接起来。

交通、费用和信心也影响患者能否进入运动服务。德国之声提到,近期一项实时在线运动研究纳入了经济条件较差、居住农村及患有晚期癌症的参与者。研究者认为,这种形式可缓解部分费用、交通和缺乏信心的障碍。Campbell认为,应用程序和在线小组课程可在常规照护中作为教练支持的补充,但须由受过适当训练的人员运营。

CHALLENGE的康复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运动可以预防癌症。2025年英国一项涉及超过8.5万名成人的研究让参与者佩戴手环记录一周活动,并随访约六年。与活动量最低者相比,活动量最高者罹患13种癌症的风险低26%。这类长期观察研究主要显示相关性;活动较多的人也可能饮食更好或吸烟更少,不能据此断言运动直接造成风险下降。

2027年标准能否改变患者处境,取决于评估之后的服务责任链:谁向患者解释风险,谁提供持续指导,谁承担费用,谁把医院与社区衔接起来,又由谁确认服务确实发生。若没有固定协调岗位、稳定预算和可执行的转介流程,身体功能评估可能只把一张运动建议交给患者,而不是把可负担、可持续的运动支持交到患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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