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HILDA二十五周年追踪：半数年轻人仍与父母同住，紧缩货币政策的代价由普通家庭承担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News Australia）报道，由墨尔本研究所主导、覆盖逾1.7万名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于9月23日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该调查自2001年起追踪同一批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轨迹，是该国规模最大的纵向社会研究之一。

报告中最受关注的发现指向住房：2024年，18至29岁年轻澳大利亚人中约半数仍与父母同住，较2001年的39%显著上升。离开父母家庭的年轻租房者中，三分之二在私人租赁市场租房，但他们报告的住房不足率和满意度均低于仍住在父母家或已购房的同龄人。

报告指出："对大多数在私人市场租房的年轻成年人来说，情况更令人担忧"（"For the majority of young adults who rent privately, the picture is more concerning"）。大陆主要城市的年轻私人租房者面临住房压力的比例，已从2001年同年龄组的17.6%升至2024年的25.3%。

住房压力的上升与货币政策的转向直接相关。报告披露，2019年12月至2024年9月间，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约19.5%，同期租金价格指数上涨约16.8%，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此前的几年里曾大幅加息以抑制通胀。HILDA采访主要在2024年7月至10月间进行——正值通胀、租金和利率均已大幅上扬之后，调查时点本身便捕捉到了紧缩政策对家庭账本的真实冲击。

澳大利亚就业率自2001年以来大幅上升，尤其在女性群体中表现明显。报告联合作者、墨尔本大学教授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表示："然而，我们的收入增长未能跟上住房成本和其他非必需开支的大幅上涨，普通民众很可能承受着更大的财务压力"（"However, our earnings are not rising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big increases in housing costs and other non-discretionary spending, so the average person is likely to be under more financial pressure"）。

工资增长的停滞意味着，2024年就业市场的亮眼数据并未转化为生活水平的实质改善。报告指出，2024年澳大利亚小时性别工资差距为10.2%，为2001年以来第二低；但全职就业方面仍有显著差距——43%的女性从事全职工作，男性则为70%。

住房门槛的抬升还体现在代际财富转移上。报告作者认为，房贷入门已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收入较高、有可观储蓄或能获得家庭财富支持的年轻人。换言之，能否拥有住房正越来越取决于家庭出身，而非个人努力。

报告同时揭示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约半数澳大利亚劳动者认为自己资质高于岗位要求，四分之一认为自己技能高于岗位需要。25岁以下的年轻人、销售、劳工，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岗位错配问题尤为突出。报告联合作者英加·拉斯（Inga Lass）博士指出："50%的澳大利亚劳动者认为自己学历超过岗位需要，我们正与2012年时的水平完全一致"（"With 50 per cent of Australian workers reporting they believe they are over-educated for their role, we're exactly where we were in 2012"）。她认为，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跟上了教育水平的提升，但对许多劳动者而言，岗位与技能的错位仍带来较低的工作与生活满意度，以及更高的离职概率。

在教育与性别维度上，报告揭示了过去二十五年的重大转变。25至44岁女性中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已超过半数，同年龄段男性仅为40%；在65岁以下各年龄段，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均明显高于男性。然而，教育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就业平等。

与此同时，一部分男性正在被劳动力市场甩在身后。报告联合作者凯尔·佩顿（Kyle Peyton）博士指出："未完成高中学业的25至44岁男性如今更不可能从事全职工作，也更可能脱离劳动力市场"（"Men aged 25 to 44 who did not complete Year 12 have become less likely to be in full-time work and more likely to be outside the labour force"）。他引述数据："这一群体的全职就业率从2001年的70%降至2024年的63%，脱离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则从12%升至22%。"

在生活其他维度，HILDA也带来了一些相对积极的消息：大多数处于长期关系中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的关系"非常稳固"，男女分担家务、育儿和收入被报告视为关系质量的重要预测指标。关系质量在无子女且收入相对平等的伴侣中最高，而在有未成年子女、女性为主要收入者（并承担多数有偿与无偿劳动）的伴侣中最低。

但在数据背后，紧缩货币政策所制造的代价并未由作出决策的机构承担——它们通过租金、利率与停滞的工资，转嫁到了普通家庭的账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