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党的联盟裂痕撕开缺口,One Nation把政治反弹接到战争议程上
据ABC News Australia报道,国家党在2025年联邦选举后、戴维·利特普劳德3月卸任领袖前两次分裂联盟,巴纳比·乔伊斯转投One Nation,新南威尔士州多数席位的首要票连续下滑,为后者向乡村腹地扩张打开了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马特·卡纳万转述保拉·汉森把伊朗冲突称为“我们的问题”、主张协助特朗普;反建制反弹已不只是国内选举筹码,也带上了明确的战争干预话语。不过,2028年的席位格局仍无法预判。
判断很明确:澳大利亚正在出现的,不是普通的选票转移,而是反建制不满与战争干预话语开始合流。据ABC News Australia报道,国家党在2025年联邦选举后、戴维·利特普劳德3月卸任领袖前两次分裂联盟,巴纳比·乔伊斯转投One Nation;新南威尔士州多数席位的首要票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中大幅下滑。One Nation由此获得进入国家党腹地的通道,新南威尔士州5月的费勒(Farrer)补选已被视为预兆——该选区曾由已故国家党前领袖、副总理蒂姆·费舍尔持有,如今属于One Nation。更尖锐的是,这种政治反弹开始同特朗普的战争议程纠缠。
真正要看的,不是某个席位会不会丢,而是谁控制乡村票进入议会的通道。国家党从来不只是普通小党。它依靠联盟内部的位置、长期经营的地方网络和乡村选区基础,能够把看似分散的农村票转化为超过其票数的谈判筹码。选举分析家安东尼·格林指出,国家党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获得联盟席位的近36%,是二战以来最高比例,这正是这种制度力量的体现。但格林也指出,联盟在野时国家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占比总是更高,执政时则更低——36%从来不是保底。制度位置正被自身失误削弱。新州多数席位的首要票已经下滑,而工党把One Nation排在联盟之后的偏好排序,只能在第一偏好耗尽后发挥缓冲作用,解释不了选民为何开始离开传统政党。
国家党自己拆掉了部分防火墙。两次分裂联盟使它显得任性而不可预测,也削弱了它作为联盟中稳定一方的信誉。乔伊斯转投则把全国知名度的乡村政治人物、个人网络和竞选经验带给了One Nation。ABC还指出,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磨平了汉森更尖锐的边缘——在One Nation宣称要对这家公共广播机构发动“圣战”、禁止其出现在党内活动现场之际,他频繁与ABC记者交锋。乔伊斯投奔也让部分乡村联盟选民得到一个信号:改投并非不可想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威尔克斯把One Nation视为早期乡村党的“回声”。他指出,早期乡村党同样把自己置于传统政治之上,“更建立在普遍不满之上,而非经过审慎考虑的政策”;也正是在与城市保守派结盟、成为执政党之后,它才逐渐褪去民粹色彩。威尔克斯同时列出国家党赖以延续的条件:1920年以来的长期存在、城乡分野、从农场党扩展到支持乡村城镇的适应能力、民粹对手在“治理”上的信誉短板,以及联盟中这一小党的特殊位置。这个类比并不能证明两党完全相同,却揭示了危险机制:政治不满可以在政策审查之前就形成选举身份,随后再由成熟政客和组织网络转化为议会力量。
把趋势写成必然结局同样不诚实。ABC明确指出,目前无法预测2028年国家党与One Nation的席位格局。国家党消息人士称,四个参议院席位中有三个面临风险——包括布里奇特·麦肯齐、罗丝·卡德尔和卡纳万留下的昆士兰州席位,第四席因苏珊·麦克唐纳不参选而相对安全;但这没有独立民调或逐席依据。维多利亚州下院席位更出现“11席近乎全灭”和“保留9席中的多数”两种口径,不能据此断言实际会失去多少席位。卡纳万寻求从参议院转至众议院,并计划在2028年竞选昆士兰州卡普里科尼亚(Capricornia)选区,这更像国家党的防守式重组,而不是已经败局的证明。
最值得警惕的信号来自战争。卡纳万在社交媒体帖文中反对伊朗战争,称其核心是“彻底拒绝另一场恶化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失败中东战争”。但在同一条帖文里,他又转述汉森称这场冲突是“我们的问题”,主张协助特朗普“消灭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邪恶”。这不是卡纳万与汉森立场一致:前者拒绝战争,后者却把战争包装成澳大利亚应承担的共同使命。不能把卡纳万的转述冒充ABC的独立采访,也不能把汉森个人的话写成One Nation的正式党纲;但这种分歧本身值得追问——反建制政党为何会认为,对全球其他民族居高临下的战争口号,可以成为凝聚本国边缘选民的政治材料。
国际层面的权力关系同样残酷。在军事上,真正掌握战争工具和行动决定权的是美国国家权力;澳大利亚各党即使进入政府,也不能单独决定这场冲突的规模。汉森的“我们的问题”和“协助特朗普”,试图把这种不对称关系包装成平等使命,仿佛澳大利亚人既是外部战争的旁观者,又是天然的共同责任人。其双重标准在于:国内民主要求政府听见每个群体的不满,海外战争却被描述成消灭“邪恶”的普遍义务,决策权与代价承担者之间的差别反而被抹去。
这正是普通人面对的困境。One Nation争取的乡村选民,并不是华盛顿战争决策的参与者;如果反建制情绪被转化为支持军事行动的力量,他们和全体劳动者可能只得到一个更强硬、更能宣泄怨恨的身份,却要承受战争压低生活水平的现实结果。卡纳万自己的说法已经点明了这个成本:失败的中东战争会恶化劳动人民的生活。工党不能把偏好排序当作永久保险,国家党也不能继续把联盟分裂当作内耗的廉价工具。2028年真正争夺的,将不是谁取得第二偏好票,而是反建制愤怒会不会被组织成一场由普通人付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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