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在先、彻查在后:澳大利亚医疗监管让患者承担制度迟滞
澳大利亚卫生从业者监管机构此前已收到相关投诉,却直到争议公开后才重新审查旧案并调取大量资料;无论最终裁决如何,这种事后加码的监管模式都把风险和举证压力留给了患者。
澳大利亚卫生从业者监管机构必须为迟滞的风险处置承担责任:它此前已经收到针对妇科医生西蒙·戈登的投诉,却到今年才重新审查旧投诉、启动新调查,并组织独立医学专家调阅数千份病历和文件。
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披露,多名女性指称戈登以严重子宫内膜异位症为由实施了不必要的组织或器官切除,而病理检查仅发现很少疾病迹象。戈登否认这些指控,坚称治疗符合伦理并以患者利益为依据;报道没有交代监管机构早先如何处理每一宗投诉,也没有提供患者人数、手术数量或完整医学证据。
但监管时序本身已经暴露权力失衡。医生和医疗机构掌握专业判断、病历与程序资源,患者往往只能在身体受到不可逆影响后提出异议。监管者若未在首次投诉阶段完成足够深入的风险识别,代价不会由机构承担,而会落在接受手术的女性身上。如今调阅数千份文件,说明案件需要庞大的专业审查;这也反衬出既有投诉阶段的处置为何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
维多利亚警方已结束对转介材料的评估,并表示依据所获信息暂时无法继续调查。这一决定不构成对医疗行为的专业认定,更不能替代监管责任。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已把戈登涉嫌职业失当的问题提交维多利亚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相关程序仍在推进。
此案的核心不只是某名医生最终是否承担责任,而是医疗监管为何要等到媒体调查把争议推向公众视野,才对旧投诉展开更大规模的复查。一个依赖曝光后补救的制度,会奖励机构沉默,却迫使患者用健康损失换取监管注意。仲裁庭接下来如何认定事实仍待程序检验,但监管机构对既有投诉的处理过程必须成为责任审查的一部分。
还没有评论,来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