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驱逐伊朗外交官：缺乏证据的安全指控与"犹太—以色列利益"的话语捆绑

瑞典政府以一名伊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活动"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由，要求其离境，同时传召伊朗大使。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瑞典外长玛丽亚·马尔默·斯特纳加德表示，此举旨在"保护瑞典公民和利益"，但拒绝进一步说明。

瑞典司法大臣贡纳尔·斯特罗默随后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SVT采访时，将驱逐理由明确指向"犹太与以色列利益"。他宣称："我们知道，伊朗长期以来在瑞典境内实施了威胁安全的行为，目标既包括反对伊朗政权的个人，也包括我国境内的各类犹太与以色列利益"，并指认伊朗"利用犯罪网络"达成目标。瑞典安全部门发言人乔纳松·斯文松向法新社补充说，伊朗"持续从事对瑞典构成安全威胁的活动，包括试图利用犯罪网络等代理人实施攻击或暴力行为"。

瑞典此次驱逐决定与其近年一系列对伊指控形成脉络，但具体证据始终未充分公开。2024年，瑞典安全部门指控伊朗招募黑帮成员对以色列及其他利益实施"暴力行为"，伊朗方面随即否认。2023年，瑞典曾指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入侵一家本地短信运营商，在有人公开焚毁《古兰经》之后，向瑞典境内发送了一万五千条呼吁报复的短信。

将这三起事件串联起来，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浮现：每当涉及伊朗被指在瑞典境内"威胁以色列利益"的指控，瑞典政府以"安全威胁"定性并采取外交行动；而当《古兰经》在瑞典境内被多次公开焚毁、引发广泛抗议时，国家选择以"言论自由"加以庇护。瑞典方面的安全叙事将伊朗描绘为单向度的威胁制造者，却对自身制度环境中的挑衅性行为保持沉默，这一前一后的不对称处理，使瑞典所宣称的"伊朗安全威胁"叙事在因果链条上面临结构性质疑——当国家允许针对伊斯兰信仰的公开挑衅，却将任何来自伊朗方向的回应均定性为"安全威胁"时，其选择性执法特征便难以掩盖。

更具争议性的，是瑞典官员在公开声明中将"犹太利益"与"以色列利益"并列使用的表述。在当代欧洲政治语境下，这种并列并非无害的修辞。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利益保护与一个族群（犹太人）的安全关切被并置于同一安全叙事框架中，既可能放大特定少数群体面临的实际风险，也使瑞典在以色列—伊朗长期对峙中的政治站位进一步显性化。瑞典司法大臣用一句话便将本国安全议程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相绑定，这一话语选择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

从程序层面审视，瑞典此次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采取行动，却拒绝公开具体指控细节，延续了2023年和2024年两起案件中"指控在前、证据在后"的模式。当一个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驱逐他国外交官，却不向公众、议会或国际机构提交任何可核查的证据链，其外交行动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公众对"伊朗威胁"这一预设命题的接受程度。这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权力运作，而非以问责为基础的治理。

伊朗方面否认了瑞典的全部指控，但其反驳的具体内容在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并未展开，公众难以对双方说法进行独立比对。在缺乏可核实信息的情况下，瑞典此次驱逐行动的政治意涵，很可能超越其所宣称的安全考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