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的伦理试炼：世界医学会不能再用沉默为以色列开脱

当世界医学会本周在鹿特丹召开大会时，它面对的已不是一场关于原则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原则是否仍然存在的考验。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已有逾1700名医务工作者被杀，更多人被捕或失踪。当医疗人员成为杀戮、囚禁与消失的目标，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他们本人，更是依赖他们维持生存的病人。

以色列依据《非法战斗人员关押法》，已将儿科医生、Kamal Adwan医院前负责人Hussam Abu Safia博士无指控关押超过22个月。这家医院是北加沙最后一家仍在运作的医疗机构，直至2024年12月以色列军队发动突袭并将其摧毁。Abu Safia博士在被关押期间据称遭受长期单独监禁、殴打、严重体重下降及原有疾病得不到治疗——这些描述依据请愿书与媒体援引，未经以色列司法或独立机制的公开核实。然而，是否得到独立探视并不能改变一个根本事实：此人已被关押22个月而未受任何正式指控，这一状态本身就是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嘲讽。呼吁释放Abu Safia博士的国际请愿书已获得来自41个国家逾970名医务工作者的联署。

来自拉姆安拉的71岁家庭医生Mazen al-Rantisi博士，素有"穷人的医生"之称，今年6月在凌晨突袭其住宅时被捕，连行医数十年的资历都未能为他挡开牢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同事、骨科医生Mohammed Hassan Ali Obeid博士依据《非法战斗人员关押法》已被关押超过600天，同样无指控。目前仍有逾80名巴勒斯坦医务人员被以色列关押，至少十余名来自西岸的医务人员被逮捕，原文仅以"超过80人"概之，完整名单从未公开。

半岛电视台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指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已发生约1000起针对医疗卫生设施的袭击，造成逾1000人死亡、1700人受伤。加沙约90%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被摧毁或损坏。西岸同样未能幸免——逾1000起袭击，42人死亡，至少218人受伤。2025年8月，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指出，对巴勒斯坦医疗卫生系统的系统性摧毁已构成所谓"医疗灭杀"（medicide）。这是对机制与后果的概括：定点轰炸医院、系统性拘押医生、阻碍救护车通行——救护车在检查站被拦下，救护人员被带走；试图救治袭击伤员的急救者本身也遭到阻拦；透析与肿瘤患者因过不了检查站而无法前往治疗——三者叠加，构成一种可识别、可追责的剥夺医疗能力的工程。

机制的核心是法律工具。以色列于2002年立法的《非法战斗人员关押法》允许无限期拘押而无须正式指控；这一工具使针对巴勒斯坦医务人员的拘押无需经过常规司法程序即可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半岛电视台评论文章直言，这一切代表了以色列蓄意且系统性地瓦解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能力的努力，与对巴勒斯坦生命的公然漠视一脉相承。

这些签名印证了一个简单事实：医学共同体并未沉默，沉默的只是那些掌握机构权力的全国性医学会，以及在它们背后提供外交与军事庇护的部分西方国家政府。

这就是鹿特丹大会无法回避的伦理实质。世界医学会去年通过的保护冲突中医疗卫生的决议是起点，但起点本身不构成行动。各成员协会有义务把决议转化为具体政治压力：公开要求释放Abu Safia、al-Rantisi、Obeid及所有被无指控拘押的巴勒斯坦医务人员；推动对仍被关押者进行独立探视；支持对加沙与西岸医疗系统所遭系统性摧毁进行独立调查，并要求无论调查指向何处，结论都必须公开。

责任归属清晰：行动的障碍不在于证据不足或信息不明，而在于部分西方国家政府长期为以色列提供外交掩护、武器供应和司法豁免，使上述系统性行为得以持续而不受惩罚。医学机构若要真正履行其伦理责任，就必须正视这一政治现实，敢于对那些掌握实际权力的政府施加专业压力。

世界医学会的创立命题正是：成员身份意味着伦理责任，这份责任不因地理或联盟而伸缩。"Healthcare workers are not targets. Either a white coat is worth protecting everywhere, or it is protected nowhere."——白大褂的价值不能因地缘政治而打折。如果鹿特丹大会不能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最刺眼的案例上明确表态，那么去年通过的决议就只是一纸空文，而医学伦理的国际承诺将在沉默中瓦解。

鹿特丹的选择很简单：要么让医学中立原则在政治算计面前继续贬值，要么用具体行动证明这一原则仍然值得信赖。前者意味着医学伦理国际化的终结，后者则是重建的开始。世界医学会须把这件事说清楚——不是作为外交辞令，而是作为对同行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