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音乐人被召回:伊朗以"回家"塑造政治表象,音乐却在葬礼上化为武器

在2026年7月FIFA世界杯闭幕式上与纽约爱乐乐团同台、以白色小提琴惊艳世界舞台约两个月后,伊朗小提琴家、歌手兼作曲家Bijan Mortazavi在流亡47年后回到德黑兰。归国后他和妻子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伊朗首都街头散步,路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这一幕的背后,是德国之声一篇报道所揭示的更大政治工程。

另一位归来者是Mohsen Namjoo。这位以融合波斯传统唱腔与蓝调、摇滚、爵士、民谣著称于国际乐坛的歌手,在流亡约20年后回到伊朗。他并未受过审判——德黑兰一家法院早在2009年就以亵渎圣地、嘲弄《古兰经》经文等罪名,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五年监禁。归国后,他在一段发布于网络的视频中说,自己回国是为了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更多时间。

据德国之声援引伊朗媒体Farhikhtegan的报道,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长阿巴斯·萨利希(Abbas Salehi)于2026年8月27日表示,该部已编制一份包含100余位海外杰出伊朗人的名单,目标是清除他们回国或旅行的障碍。萨利希强调,即使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批评者"也可随时回国——但他随即补充,回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艺术家会在伊朗登台,也可以只是访问。

这种开放与克制的并置,正是伊朗体制惯用的逻辑:以"回家"为名塑造政治和解的表象,同时保留对舞台、屏幕与公共空间的最终裁决权。长期研究波斯音乐的民族音乐学家Sepideh Raissadat对德国之声表示,这类针对知名人物的召回并非新现象。"改革派尤其相信他们更不可能跨越红线,寻求与某些知名人物合作或让他们回到国内的想法并不新鲜。"

召回名单背后,是1979年以来音乐与国家之间从未平息的紧张。Raissadat直言:"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一场反对音乐的革命。音乐是红线之一。"1979年7月,革命领袖霍梅尼公开将音乐描述为对社会有害,称其是"对国家的背叛"、"对青年的背叛";据《Keyhan》报几天后的引述,他形容音乐"像毒品一样",必须彻底根除。然而1980至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音乐以革命和宗教歌曲的形式回归,被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

控制并未彻底奏效。多年间,乐器不得出现在伊朗电视屏幕上,街头没收与销毁乐器的情形屡见不鲜,音乐家不敢公开携带乐器,有人将其藏在车内。Raissadat指出:"在家听被禁音乐是一种政治行为;当女性开始歌唱时,这也成了政治行为。"过去十年间,社交媒体——伊朗政府并未完全掌控——成为新的角斗场,年轻女性甚至可以不戴头巾公开弹奏吉他、表演。

在这套精心设计的召回工程之外,真正考验权力的,是2025年12月28日爆发的全国抗议。据德国之声援引人权组织的报告,安全部队以暴力镇压,数千名抗议者被打死,但由于伊朗政权实施的信息封锁,确切数字仍无法核实。

Raissadat观察到,被杀害年轻人的家属正在改写哀悼的语言:"最重要的现象是,被杀害抗议者家属开始使用音乐,这与什叶派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形成完全对立。"在一些葬礼上,家属将悼念仪式改造成新的抗议形式——播放音乐,哀悼者随音乐歌唱、起舞,刻意与传统宗教哀悼仪式形成对照。"音乐变成了武器,哀悼者能够与它产生自身的连接,同时,它站在政治体制所代表的一切的对立面,"Raissadat对德国之声说,她补充道,穿着白衣起舞也成为抵抗的表征。

人权律师Sina Yousefi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伊朗也是签署国——指出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阻止进入本国,且这一权利不应以公民对政府的忠诚度为前提。然而,这一国际法条款在伊朗国内的实际兑现,仍缺乏独立核实的空间。

1979年,霍梅尼将音乐定性为"毒品"并要求根除;近五十年后,德黑兰将流亡音乐人的归国当作和解的舞台背景。然而,在被杀者家属的白衣起舞与年轻女性摘掉头巾的吉他弹唱面前,这场收编始终未能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