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综合征十年未破:美国情报体系处置失能与内部掩盖嫌疑
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全球多地遭遇所谓"异常健康事件"逾十年,情报机构在外部敌手是否介入这一核心问题上反复分裂,从"极不可能"到"大致均等"再到评估被撤销,叠加2024年底从暗网获取的疑似装置、泄露旅行数据与GRU第29155部队的轨迹交叉,以及涉及前局长Haspel的内部调查受阻,多名患者与律师公开指控存在体制性掩盖。
据《卫报》报道,美国情报体系围绕"哈瓦那综合征"——即官方文件中所谓"异常健康事件"——长达十年的处置正在被多名资深当事人描述为系统性失能,并伴随内部掩盖嫌疑。事件的最新进展指向两个方向:2024年底通过暗网购入并带回美国本土测试的一台据称可发射非热脉冲微波的便携装置,以及即将离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今夏撤销情报界2023年那份认定外国对手"极不可能"涉案的评估。
多名中情局及美国政府雇员自2014年起在法兰克福、哈瓦那、北京、维也纳、伦敦、华沙、贝尔格莱德等地报告剧烈头痛、眩晕、脑雾与长期神经损伤。症状的共同特征是突然发作、定位于特定空间、伴随压迫感与失能感,部分患者事后获得依据《哈瓦那法案》发放的赔偿。Marc Polymeropoulos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据《卫报》报道,2017年12月初,这位当时担任中情局欧洲与欧亚事务副行动主管的高级官员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及联邦安全局FSB进行联络会晤后,于酒店房间内突发剧烈眩晕与头痛,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2023年获《哈瓦那法案》赔偿。
围绕成因的争论迅速演变为情报机构内部的派系冲突。怀疑者认为所谓事件系大规模心因性疾病,或由环境因素、毒素乃至蟋蟀鸣叫所致;部分中情局内部人员更指控患者伪造症状以套取医疗金。反驳者则指出,许多受害者是高效资深的情报官员,其症状具有不可伪造的临床特征。
据《卫报》报道,2022年由斯坦福大学教授David Relman主持的美国政府科学专家组在审阅患者档案及逾千份机密文件后得出结论:异常健康事件的症状"真实且令人信服","可能由外部刺激引起"。Relman本人对《卫报》表示,其中存在一个子集的病例"最有可能由脉冲微波能量暴露所致",并称"任何理性的人在审视我所能看到的所有证据后,都不可避免地得出可能存在掩盖的结论"。
但2023年情报界公开评估给出相反方向:外国对手参与事件"极不可能"。据《卫报》披露,在拜登政府任期临近结束时,参与机构中有五家仍维持"极不可能"判断,第六家则改为存在"大致均等的可能性",认为外国行为体可能使用"新型武器或原型装置"实施了部分袭击。
情报体系内部对俄罗斯介入的判断分裂至难以弥合。《卫报》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一方强调缺乏"确凿证据",指出若俄方确有大规模项目,美国对俄情报搜集能力理应有所捕获;另一方则反驳称:"如果你在等待某段截获的通话——'我叫伊戈尔,我将按下秘密激光器的按钮'——那你大概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但对任何有权接触情报并懂得如何阅读情报的理性的人来说,俄罗斯的指纹是清晰的。"
上述分歧在2026年夏季被加巴德以备忘录形式打破。据《卫报》报道,这位即将离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声称2023年评估存在"选择性排除证据"与"对来源的错误描述",但该声明未发布任何新证据或提供修订后的评估。
《卫报》的报道同时披露两项新证据。一是独立记者Sasha Ingber今年披露并经两名消息人士向该报证实:美国政府于2024年底通过卧底行动从暗网卖家处购入并带回一种"可由单兵携带"、发射非热脉冲微波的装置;动物测试显示其可能造成类似异常健康事件的症状。该装置并非被认为曾用于实际袭击。二是调查记者Christo Grozev声称,泄露的旅行数据显示疑似异常健康事件的发生地点与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第29155部队军官的旅行轨迹存在至少四次交叉;他称已追溯到"疑似与29155相邻的技术部门成员"曾在古巴初始袭击期间到访。
更早的一项线索则被《卫报》援引的CBS记者Michael Rey与Oriana Zill新书内容曝光:2019年针对一名在伦敦和华沙遭遇异常健康事件的高级中情局官员的内部调查中,发现一部与俄罗斯情报人员关联的手机据称曾在事发时位于其酒店房间约10米范围内;时任中情局局长Gina Haspel据称反对将该线索上报对俄罗斯议题高度敏感的特朗普总统,相关调查无果而终。Rey对《卫报》表示,所谓掩盖并非来自单一密室决策,而是多年累积的"官僚失能、派系掣肘与失职"——FBI最初派往哈瓦那的是刑事调查员而非拥有机密权限的反情报调查员,即为例证之一。
在《卫报》引述的回应中,中情局前局长Burns否认存在"掩盖",称相关调查是"整个情报界的严谨努力"。然而代表逾30名患者的律师Mark Zaid则表示,加巴德的备忘录是推翻中情局掩盖的"第一步",并暗示掩盖动机在于保护机构声誉:"真相已经到了机构无法承受的程度,因为一旦曝光将严重影响他们的形象。"
Polymeropoulos对《卫报》说:"俄罗斯人是我们的敌人,我把他们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归为同一类,所有我曾与之对抗的组织。当然,我想看到他们被追责。但我实际上更愤怒、更感到被背叛的是来自我自己的政府。"
Georgetown大学医学中心荣休教授James Giordano对《卫报》表示:"我们知道这项技术已经达到可以武器化使用的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且现实的威胁。"对于那些因不可伪造的脑损伤而长期失能的情报官员而言,真正令他们愤慨的不仅是外国敌手的袭击,更是本国机构对十年处置链条迟迟无法给出的诚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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