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与安全

加沙战争如何将以色列选举推入更深的极右化

距10月27日投票不到三周,以色列政坛围绕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呼声与对巴勒斯坦人的彻底排除展开竞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多名极右翼高官的选举言论正把战时沙文主义转为主流共识;在西方施压有限、国内安全共识强势的格局下,这场选举并未成为问责契机,反而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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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9月29日发出警告,称国家面临选前袭击威胁,随即把话题转向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称以军近期击毙逾百名"恐怖分子"。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这种将加沙战争、选举和国家安全捆绑的策略并非偶然——分析者认为,这正是内塔尼亚胡竞选连任的核心叙事,即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造成1139名以色列人死亡、并触发对加沙的战争(以方袭击已在加沙造成逾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只有他本人能够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选举正在将这种战时逻辑制度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上月对Ynet表示,以色列军队应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开战",并"在那里做我们在加沙做过的事"。其选举盟友摩西·费格林随后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宣称"敌人是加沙,不是哈马斯",并呼吁在选举后吞并加沙;他还说"明天在加沙出生的婴儿也会做同样的事",以此指代2023年的袭击。这些言论出自正在执政或寻求入阁的政治人物,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艾哈迈德·纳贾尔指出,这些并非边缘人物的"散乱言论",而是政治家为争取选票而发出的明确信号,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不是拥有权利的人民,而是需要被驱逐、征服或消灭的人口与安全问题"。他警告称,这场选举的竞争点已变成"谁能以最激进的方式抹去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这种右移并非一夜之间形成。伦敦国王学院以色列安全事务高级讲师阿伦·贝格曼对半岛电视台说,以色列向极右转向的潮流早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就已开始,自2023年10月7日起急剧加速。他把现任政府定性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倾的内阁,称内塔尼亚胡"最大的错误——也是众多错误之一"是把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这样的人物拉入执政联盟,"这样一来,他把这些力量合法化为以色列政治中有影响力的势力"。据报道,曾因煽动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组织罪名被定罪的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如今有望角逐国防部长职位。贝格曼直言,"这是疯狂,但这就是当下的以色列"。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两名主要总理挑战者在竞选中援引相关报道指称,埃及情报首长阿巴斯·卡迈勒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德·本·扎耶德曾在2023年事先警告过即将发生的袭击。内塔尼亚胡对此坚决否认,而相关报道迄今未在民调中产生显著冲击。国际危机集团驻特拉维夫分析师梅拉夫·宗泽因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以色列选民总体上仍把内塔尼亚胡视为"安全先生",关键在于他们"看不到替代人选"。即便如此,以色列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披露,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近3万名军人和安全人员承受心理创伤,其康复部门预算在三年内增加88%,达到100亿新谢克尔,折射出战时疲劳已蔓延至社会层面。

扩张主义叙事同样在加码。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以色列政界近期愈发公开谈论"大以色列"构想,该主张援引《创世记》15章18至21节。以色列数十年来持续无视国际法,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地,并在叙利亚、黎巴嫩境内占据更多土地。纳贾尔警告称,这次选举正在把加沙"呈现给以色列选民,不是一场需要问责的灾难或罪行,而是一份可以照搬到别处的蓝图"。内塔尼亚胡阵营之外同样如此——其主要挑战者、前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领导的Yashar党,正是以大规模使用武力震慑敌对方为内核的"达希亚 doctrine"的提出者,他在竞选中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而停止对贝鲁特的军事行动,并主张以军应可在黎巴嫩全境打击真主党。

这场选举更深远的后果在于两国方案的边缘化。据半岛电视台引用的数据,自1993年奥斯陆进程启动以来,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数量已从约26万膨胀至超过70万,嵌入日后构成巴勒斯坦国所需的西岸腹地。贝格曼直言,"两国方案理念当下无关紧要,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继续如此",在10月7日之后,没有以色列领导人能够向本国公众提出这一方案。宗泽因补充说,"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把两国方案或巴勒斯坦政治进程放在首位",巴勒斯坦建国议题被公开拒斥已在主流政治中变得"可被接受"。

这种极端化之所以在国际层面缺乏制动,与西方有限的施压密切相关。斯莫特里奇虽受到若干西方国家制裁,其内阁职位与推动的吞并议程并未受到系统性约束;即便美国曾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停止对贝鲁特的军事行动,这种施压也并未延伸至对加沙战事或选举走向的整体约束。Mitvim研究所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以色列选民虽对国际地位下降深感忧虑,却普遍拒绝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折射出安全优先的国内共识已足以抵御外部压力。贝格曼直言,要使两国方案重回议程,需要"实质性的国际压力,包括对以色列的严厉制裁",但这一前景在当前选举氛围下几无可能。换言之,当以色列各党派竞相加码军事行动与领土扩张、并以"谁更激进"作为争夺选票的主轴时,这场选举已不再是对加沙战争的问责,而是其极端民族主义逻辑的制度性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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