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荣誉"成为死刑判决：什叶派法律与父权结构如何共谋杀害伊朗女性

10月5日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暴力事件。28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玛丽亚姆·亚尔穆罕默迪在家中遭其兄弟和丈夫持刀袭击，生殖器遭残害，送医后不治身亡。据德国之声报道，两名凶手随后被警方逮捕。

然而逮捕并未平息事态。据德国之声援引媒体报道，约50名亚尔穆罕默迪的亲属聚集在医院门口，抗议逮捕行动，并坚称死亡是她"应得的最轻惩罚"。这意味着在部分伊朗家庭内部，以"荣誉"之名实施的女性杀害不仅被容忍，而且被公开声援。德国之声的报道还指出，这种残忍的杀害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波悲痛与愤怒的浪潮，但与此同时，诸多评论聚焦于指责受害者本身，或将杀害美化为"对不忠女性的惩罚"，甚至以"理解男性的愤怒"为之开脱。

这种社会容忍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植根于伊朗的法律结构。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伊朗刑法在包括谋杀在内的部分罪行中适用伊斯兰教法中的"qisas"（报复原则）：受害者亲属有权选择要求对凶手执行死刑，亦可选择予以宽免。然而在所谓的荣誉谋杀案件中，当凶手本身——如父亲、兄弟——恰恰属于有权决定量刑或宽恕的亲属时，这一制度构成了明显的利益冲突。德国之声援引分析指出，这意味着即使凶手被逮捕，其最终命运仍可能落入其男性亲属之手。

关于何为"荣誉"或"正当行为"，往往由家庭期望或社会文化规范来定义。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在一些传统保守地区，女性在公共场所大声说笑，或与无关男性进行友好交谈，都可能被视作违反这些规范。而被指控此类越界的女性，常常被剥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实质机会。

德国之声的报道还指出，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伊朗法律在教育、就业、旅行等多个领域不以平等公民身份对待女性，女性的相关决定权常取决于其父亲或丈夫的同意。多年来，伊朗妇女权益活动人士一直致力于建立全国性的支持网络，为面临风险的妇女提供咨询与保护。据德国之声报道，"终结荣誉谋杀"运动发言人礼兹万·穆罕默迪（Rezvan Moghaddam）表示，该地区似乎没有任何活动人士或本地组织有能力为玛丽亚姆提供支持。穆罕默迪指出，玛丽亚姆之死不应被解读为对当地妇女权益活动人士的批评，强调她本人来自伊朗南部的胡齐斯坦省，深知那里存在的种种限制。

问题的规模远超个案。德国之声援引伊朗警察学院202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伊朗西部和南部一些传统保守省份，所谓的荣誉谋杀——即父亲、兄弟或叔伯等男性亲属以违反社会规范为由杀害女性——占所有谋杀案的比例高达45%。德国之声同时援引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2025年3月的报告指出，2024年至少有179名女性被家庭内部男性杀害，这些案件被记录为女性被杀案。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因为部分案件被归类为其他类型的暴力，或在家庭内部被私下"和解"。

精神分析学家萨巴·阿拉莱（Saba Alaleh）告诉德国之声，男性从小被社会化地灌输一种观念：他们应当控制女性、监视她们的行为与决定；男性身份与女性的"服从"紧密绑定。当信念、社会认可与沉默在这一结构中相互强化时，暴力即被正常化。阿拉莱指出："当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因素紧密交织时，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女性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社会支持不足，预防机制也缺失。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暴力的风险。"

社会学家兼女性权益活动家阿特费·兰格里兹（Atefeh Rangriz）则向德国之声提供了一种更长的历史视角。她表示："杀害女性的现象贯穿历史，从1930年代礼萨·沙阿·巴列维强制摘除头巾，到伊斯兰共和国'要么戴头巾，要么挨打'的口号，都可以追溯其政治表现。"兰格里兹指出，伊朗女性自1940年代起开始驾车，1963年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今已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主动提出离婚或结束不幸婚姻的女性数量也在持续上升。

2022年玛莎·阿米尼（Jina Mahsa Amini）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后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所催生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进一步改变了伊朗社会对女性的公共认知。兰格里兹说："女性已经学会关注当下，而非将正义推迟到未来。她们现在就要正义。她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行使自主权，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从支配、压迫和剥削的结构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如今，许多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已不再佩戴强制头巾，公开违抗伊斯兰共和国的着装规定。

然而，这位年轻母亲究竟被亲属指控违反了何种"荣誉"规范，媒体尚未公开披露。她的声音已永远沉默——她的意愿、她希望如何生活，都已无从知晓。她被残忍地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