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蟑螂”抗议：女性与酷儿在封锁与性化羞辱中拒绝只当受害者

据德国之声（DW）报道，10月10日清晨，活动人士纳夫基兰·纳特（Navkiran Natt）离开住所，穿过被封锁的德里，寻找一场可以参加的抗议。她曾深度参与2020年至2021年的农民抗议。接受DW采访时，她把衡量这场运动的尺度与到场人数分开：“成功不在于有多少人抵达贾恩塔·曼塔尔，而在于经历路障和国家暴力之后，人们仍愿意走出家门。”

“蟑螂人民党”（CJP）最初是一场讽刺性的网络行动。印度首席法官苏里耶·坎特曾把失业青年称为“蟑螂”，该组织的名称也反过来影射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7月20日，CJP游行者前往议会，要求时任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辞职。DW称，安全力量部署了警棍、催泪瓦斯和发射霰弹的枪械，造成人员受伤和大规模拘留。普拉丹于7月底下台后，CJP转而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贾内什·库马尔辞职，背景是全国选举名册草案中有逾1.3亿个姓名被删除。DW的报道没有说明删名的依据、程序或官方回应。

到10月，CJP部分领导成员已处于司法拘押中或面临拘留威胁。在DW记录的画面中，路障、警察和武器不只是偶发冲突的背景，也是国家回应政治要求的方式：当局可以决定谁能够穿过街口、谁会被带走，行动者则依靠同伴、律师和反复上街重建被阻断的公共生活。

女性和性别酷儿并非这场运动中的旁观者。学生领袖尼哈·博拉（Neha Bora）以they/them自称，是全印度学生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解放派的学生翼。DW报道说，博拉曾在街头躲避警察、翻越路障，并从拘留车里喊话。29岁的作家古尔梅哈尔·考尔（Gurmehar Kaur）则加入了印度国大党青年翼Indian Youth Congress。她说，党内资源可以为不同政治倾向的抗议者提供法律帮助和安全网络。她的一天常从锻炼或瑜伽开始，也常以青年大会的律师将她从警方拘留中释放收尾。

对她们而言，进入镜头与走上街头意味着不同的风险。考尔说，男性同僚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时往往“颇为受宠若惊”，而对她来说，获得关注“等同于死亡威胁、强奸威胁、羞辱和虐待”。纳特则说：“如果一名女性领导抗议，首先遭到攻击的就是她的性。”

这种性化羞辱同时出现在街头和网络。社交媒体流传女性抗议者在与警方冲突时衣衫不整的照片，另有AI生成的性化图像，把女性抗议者的照片编辑进抗议场景。DW没有将这些图像归因于政府组织，但它们与拘捕和线下冲突同时出现，凸显了女性公开行动所付出的代价。

德里官员否认曾粗暴对待女性抗议者，并称她们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博拉反驳称，可处理女性抗议者的女性警员人数很少，却要面对大量女性抗议者；她还表示：“几名女性抗议者赶来保护我，阻止我被拘留。”DW所述材料没有独立调查结论，因此不能把相关指称写成已经证实的系统性问题；官方否认也不能替代独立、可核实的调查。争议双方所处的信息条件并不对称：掌握警力和机构资源的一方能够直接作出官方否认，承担拘押、影像被加工以及身体成为公共争论对象后果的人，却难以独立核实。

活动人士卡维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公开质疑把女性仅仅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她表示，“保护女儿”那一套已经不足以回应这一代人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把她们看作“政治的人、自由的人”。“保护女儿、教育女儿”（Beti Bachao, Beti Padhao）是印度人民党政府于2015年启动的旗舰项目。她的批评指向一种政治框架：当女性首先被放在需要保护的“女儿”位置，就很难同时承认她们是有能力判断风险、组织同伴并挑战政策的政治主体。

9月底新德里一名17岁少女遭轮奸后，女性和LGBTQ+社群要求更大自主权，性别安全再次成为焦点。DW援引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称，2024年共登记441,534起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平均每天1,210起；专家认为，官方统计只能呈现性别暴力的一部分。这些数字并非CJP抗议案件的统计，却构成了这场抗争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克里希南还把CJP抗议置于一场更广泛的反“文明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浪潮之中。她认为，这类政治借助“女儿、家庭、传统”等保护性语言，煽动针对少数族群、移民和跨性别者的敌意；她点名特朗普、奥尔班和德国选择党使用相似修辞。这是她本人的政治判断，并不意味着各国制度可以画上等号，但它指出了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保护话语如何同时成为归属的门槛和排斥少数群体的政治工具。

拘留翌日，仍有人继续上街。博拉从拘留车里喊话，考尔在日常生活与警方拘留之间往返。考尔说：“到场，把身体置于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