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非法采金顽疾：封井失责与执法代价不能只算在非法矿工头上

据《卫报》报道，南非警方10月19日称，前一周在全国逮捕71名涉嫌非法采金者。这个数字记录了警方一周的执法结果，却无法解释数千座矿井为何仍向非法采掘敞开。在约翰内斯堡，问题并不止于矿工进入废弃竖井：废弃或无主矿井、停用后未封闭的竖井、控制入口的武装团伙，以及下井劳作的底层矿工，构成了一套相互叠加的治理缺口。非法采矿当然违法，但把全部责任压到井下劳动者身上，既遮蔽企业封井义务，也回避正规工业采矿抽水与地层塌陷之间的关系。

2025年，南非矿业部长格韦德·曼塔谢答复议会质询时说，全国有6100座废弃或无主矿井和1170处不安全矿口；法律要求矿业企业封闭停用矿井，并修复周边环境。这组数字也要求区分责任：对有明确责任主体的矿井，企业须履行封井和修复义务；无主矿井则需另行厘清权属和处置责任。警方公布多少名被捕者，并不会自动关闭矿道。

非法采金的规模也远非一周逮捕人数所能概括。《卫报》称，研究人员把非法矿工人数置于数万量级，但没有可核验的统一数据。2019年，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研究员马尔塞娜·亨特估算，南非约十分之一的黄金产量被非法出口，价值约10亿美元。这个已有年头的估算不能当作当前矿工人数，却显示非法采金收益早已跨越矿区边界。《卫报》援引专家判断，多数非法矿工来自莱索托、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邻国；报道将高金价、贫困与失业列为非法采金扩大的动力。非法黄金外流因此不只是治安问题，也与跨国走私和地方生计交织在一起。

执法方式本身已付出死亡代价。2025年，警方阻断向地下输送食物和饮水后，从斯蒂尔方丹一座矿井中运出93具遗体。《卫报》没有提供每名死者的身份、具体死亡时间或医疗记录，不能断言93人全部直接死于断水断粮。但警方封锁补给并随后运出93具遗体，至少使三项行动责任无法回避：谁批准封锁？警方如何确认井下人员数量和位置？封锁期间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这些问题比逮捕数字更直接触及执法代价。

天坑责任也被政治化。约翰内斯堡南部和西部多孔的白云岩因地下水被抽走而不稳定。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罗莎琳德·莫里斯说：“南非天坑最大的肇因是正规工业采矿，它每天从地下抽走数亿加仑水。”她也指出，在仍有残余黄金的地区，非法矿工密集开采“无疑会造成结构性塌陷”，但认为天坑由非法采金首次造成“完全站不住脚”。《卫报》没有对具体天坑中工业抽水、非法采掘与道路损毁的贡献作独立量化。因此，既不能以工业抽水的一般判断抹去非法采掘造成的局部风险，也不能以地方政治归罪抹去抽水、封井责任和采矿史。

市政府宣称，约翰内斯堡地区地下仍有4万吨黄金；矿藏越深，开采成本越高。矿业公司停用矿井后本应依法封闭，非法矿工正是从这些留在地下的空隙进入剩余资源。11月4日地方选举临近，负责交通的市议员肯尼·库内内于5月带记者查看天坑，把包括Wemmer Pan Road在内的塌陷归咎于zama zamas；这条曾连接市中心与东南郊的主要道路，其中一段已经完全消失。约翰内斯堡由1884年的淘金热催生，如今这种政治归罪却把最缺乏保护的地下劳动者塑造成天坑问题的唯一替罪羊，企业封井义务、工业采矿抽水和一个多世纪的矿业开发史则被留在画面之外。

矿区内也不是一个同质的犯罪群体。Bench Marks Foundation首席研究员戴维·范·威克说，责任在于经常争斗、控制竖井入口的帮派：“在井下干活的人其实是被超强度剥削的廉价劳力……拿枪的人才是拿走黄金的人。”持枪者并不下井。在约翰内斯堡以西约80公里的Khutsong，受影响采矿社区联合行动组织青年秘书武西·塞莱说，当地和外来的非法矿工仍靠采矿收入维持这个黑人城镇；没有这些收入，那里会成为“鬼城”。他表示，如果能拿到采矿许可证，自己也会下井。非法采矿当然违法，但把底层矿工当成整个非法采金网络的唯一面孔，会同时遮蔽武装控制者、企业责任和劳动者的求生选择。

日常治理的缺口，在动物慈善机构Claw的日常里变得具体。负责人科拉·贝利说，9月下旬，数十名非法矿工从公路对面过来，在该机构两只各2.5万升的水箱取水，用于淘洗和加工黄金。市政府不定期补充这些水，供养站内约100只获救或受伤动物。10月中旬，她第一次在中午关门，因为箱内只剩约两桶水。贝利转述警方称，非法采矿规模大到他们无从处理；一周后，警方剃掉了部分遮住矿工的草，但几天后更小的一批人又回来，只取饮用水。

贝利关门时，箱内只剩两桶水；警方公布执法数字时，数字是71名被捕者。前者关乎约100只获救或受伤动物的饮水，后者关乎矿井、走私和枪口。治理若不能同时回答谁该封井、谁在抽水、谁控制入口、补给为何被切断，单靠公布逮捕数字，既关闭不了矿道，也难以切断走私和武装控制，最终仍会让治理失败藏进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