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治理

别把通胀都推给外部冲击:澳大利亚政府必须为家庭负担负责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面对持续高通胀和高利率,工党政府投入的短期生活成本援助未明显平息困难选民的怒气,联邦预算又受到医疗、国防和社会项目长期支出的挤压。战争、供应链紧张和资本密集的人工智能投资潮解释了部分压力,却不能免除政府对税收、支出、住房规则和援助分配的政治责任。工党对资本利得税、负杠杆和信托的调整是否值得支持,应看普通家庭的实际负担;联盟党主张税级指数化,却对提高商品及服务税的建议持回避态度,同样不能以“支出上瘾”的指责代替可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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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ERA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可以把通胀的一部分归因于战争、供应链紧张和人工智能投资潮,却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远方。联邦政府和议会掌握税收、支出、资产持有规则及生活成本援助的分配权:外部冲击可以解释压力从哪里来,不能回答谁决定让谁承担后果。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在四年半任内举行了41次议息后记者会,其中17次对应加息、21次对应维持利率不变、3次对应降息。这个统计不能直接解释通胀成因,却揭示了政治叙事的循环:在近五年的高通胀和高利率下,查默斯及其同事反复面对坏消息,重复强调外部成因、负责任地提供援助以及政府别无选择等固定说辞。政府可以说明约束有多紧,却不能借约束取消问责。

报道还称,政府投入数十亿澳元提供短期生活成本援助,并未明显缓解困难选民的怒气;联邦预算则受到医疗、国防和社会项目长期支出的挤压。部长们认为很难另寻他法,财政空间确实狭窄,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支出选择都同样必要。短期援助或许能够缓冲部分冲击,却不能替代对税制、住房规则和长期支出取舍的讨论。

即使外部冲击不是政府造成的,也不等于政策选择没有责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将第一轮经济压力与乌克兰战争及全球供应链紧张相联系,又把新一轮压力与中东战争及资本密集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相联系。现有材料没有量化拆分这些因素对澳大利亚通胀的具体贡献,因此不能把全部上涨归咎于政府;但同样不能假定政府的支出决定毫无代价。报道明确提到,查默斯任内新增的一些昂贵选择本可避免,“少花一点”也许就能让家庭少承受一点痛苦。把政府说成外部冲击的被动受害者,既不完整,也不诚实。

真正的权力不对称在于:澳大利亚或许不能决定战争如何结束,也不能左右全球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的规模,却可以决定如何吸收这些冲击。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和住房规则都是政府工具;普通家庭却不能在联邦预算表决中决定资本利得、负杠杆安排或援助何时退出。当政府能够选择损失由谁承担时,把一切归咎于“宇宙的大锤”,就是在回避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分配。

工党政府至少已经触碰了这个核心。阿巴尼斯与查默斯把预算中对资本利得税、负杠杆和信托的调整,定位为对选民所称“失灵现状”的回应。查默斯承认自己因这项决定已经“失去了一些油漆”,暗示其政治风险,并表示财政部长推进税制和住房市场等久拖未决的艰难改革时,不能指望所有人叫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这项税收决定是工党迄今风险最大的决定,并指出查默斯及其同僚是否真正准备承受反弹仍不清楚。

敢于触碰既有利益不该自动获得加分。衡量这些改革的尺度应当是实际分配结果:住房和资产持有规则改变后,谁的税负上升,谁的成本下降;短期援助退出后,哪些家庭仍然难以承受生活成本。现有报道没有提供足以量化这些效果的预算数据、长期价格与利率序列或选民调查,因此政治风险不能被当成改革无效的证据,改革也不能仅凭勇气获得通行证。

联盟党同样没有资格只靠指责执政党“支出上瘾”过关。它主张按指数调整税级,但对前政治人物提出的提高商品及服务税建议持回避态度。税级指数化是一项明确方案,报道却没有量化它将怎样改变不同家庭的税单和联邦预算;对GST的退缩,则留下了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扩大税基的成本将由谁承担。批评政府支出是一套政治台词,提出并说明可执行方案才是政策。

真正的选择不是“通胀究竟怪谁”,而是外部冲击不可避免时,民主政府是否仍愿意决定谁承担后果。查默斯若真心相信必须打破现状,就不能把政治反弹当作停止改革的理由;联盟党若要求财政纪律,也必须拿出能够计算家庭代价的税率与支出方案。外部世界可以解释这场危机,却不能替澳大利亚的两党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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