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权利

澳大利亚“分裂感”上升:生活压力、制度变革诉求与移民疑虑交叠

据澳大利亚ABC新闻报道,Scanlon Foundation对1万名澳大利亚成年人的调查显示,48%认为政府制度需要重大变革或应被取代,三分之一预计未来三至四年自己的生活会略有或明显变差。与此同时,认为移民人数过高的比例升至59%,认为接纳移民使国家更强者从2022年的78%降至64%。62%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凝聚力正在恶化,但报告的综合指数近年持平。各项数据呈现并行趋势,不能证明生活压力、制度疑虑与移民态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0 次阅读登录后收藏
TRUTH ERA

据澳大利亚ABC新闻报道,Scanlon Foundation发布的2026年《Mapping Social Cohesion》调查报告基于对1万名澳大利亚成年人的调查。48%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政府制度需要重大变革或应被取代,为该问题2014年首次提出以来的最高比例;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几乎永远不会做正确的事”。与此同时,三分之一受访者预计未来三至四年自己的生活会略有或明显变差,这一比例约为2006年调查开始时的三倍。制度变革诉求与生活悲观同时处于高位。

财务压力已经具体反映在基本生活开支上。13%的受访者报告无法支付食物费用,13%无法支付房租或房贷,21%无法支付药品或医疗费用,19%无法支付家庭供暖或制冷费用。报道没有说明问卷是否允许多项选择,因此这些比例不能直接相加理解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总比例。年轻和中年人,尤其是女性及单一收入家庭,更可能遭遇财务困难。

Scanl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安西娅·汉科克斯(Anthea Hancocks)说,人们在经济上感到受挤压时,归属感会缩小,“他们会变得更封闭”。

年度报告还担忧种族仇恨和暴力变得“常见”,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造成压力。前澳大利亚年度人物阿马尔·辛格(Amar Singh)说,他所经营的食物救济机构Tur bans 4 Australia需求增至原来的十倍,捐款却有所下降。他还报告自己收到要求其“去死”的邮件,并提到珀斯一名老人在购物中心遭到殴打、头巾被扯下。辛格同时强调,财务困境不能成为不容忍的借口。这些个人叙述不足以单独证明全国暴力趋势,却显示生活压力、身份归咎和排斥风险可能同时出现。

移民议题上的疑虑达到有记录以来的高位。59%的受访者认为移民人数过高;认为接纳移民使澳大利亚更强大的比例从2022年的78%降至64%;认为移民会夺走工作的比例升至38%的历史最高值。汉科克斯表示,这些感受“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倾向影响”,公众听到的“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到澳大利亚”的叙事“并不准确”。不过,ABC报道没有提供移民规模、移民就业率或岗位分配数据,因而不能依据这组态度数据裁定移民是否夺走工作,也不能把移民疑虑直接解释为生活压力或制度不满的成因。

意见的集中还体现在一国党(One Nation)支持者身上。报告发现,该党支持者最不支持移民、对澳大利亚未来最悲观,并在不信任他人一项上显著偏离总体。汉科克斯说,联邦政府在“绝大多数人口”中的信任水平“相当稳定”,但一国党支持者强烈的不信任拖低了总体数字。

这与48%受访者要求制度重大变革并不构成直接矛盾:前者涉及是否信任联邦政府的日常表现,后者涉及制度是否需要根本调整。不能把总体信任的稳定理解为各政治群体的态度一致,至少一国党支持者与总体之间存在显著落差。这也说明,聚合民调会受到高度政治化群体态度的影响。

受访者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判断与报告的综合指数也出现落差。62%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凝聚力正在恶化,但报告的实际社会凝聚力指数近年保持平稳。汉科克斯据此称,“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非常有韧性”,邻里关系是重要原因。因此,“更分裂”首先是受访者对恶化趋势的主观感受,不等于综合指标已经证实全国社会崩溃。ABC报道未提供完整的抽样方法、加权方式、误差范围和问卷文本,无法判断“指数持平”是否掩盖了部分群体的恶化或统计差异。

对澳大利亚决策者而言,政策上的难点恰在这里:移民疑虑的数字很高,但调查并未把它确立为生活压力或制度不满的成因。回应59%受访者表达的移民疑虑,不能替代对租金、药费和冷暖负担的直接处理;反过来,把所有不满都归为种族偏见,也会回避对政府信任和制度变革的追问。现有证据支持分别处理这些已被报告的问题,而不是用一项政策替代另一项。

汉科克斯所说的“机会不足”,描述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人们感到自己能够实现所愿的机会并不多。”报告没有证据把这种感觉归因于移民数量;她还明确表示,“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到澳大利亚”的叙事“并不准确”。调查能确认的是生活压力、制度变革诉求和移民疑虑同时存在,而不是它们之间已经得到证明的因果链。

评论

0

还没有评论,来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