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迁入的野牛拟“回家”:印尼驻澳大使倡议复迁,仍待遗传与生态评估
据ABC News Australia报道,印度尼西亚驻澳大使提出从北领地科堡半岛选取部分野牛复迁至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并建议向澳大利亚引入更多野牛,以增加澳大利亚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双方尚未举行正式会谈。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殖民引入,使这一全球极危物种同时成为跨境保育资源和治理责任;可迁出种群及生态风险仍未确定。
据ABC News Australia报道,印度尼西亚驻澳大利亚大使西斯沃·普拉莫诺提出一项尚未进入正式协商的设想:从北领地科堡半岛选取部分野牛复迁至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同时建议向澳大利亚引入更多野牛,以增加当地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普拉莫诺称:“复迁或再引入是一种可能,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双方尚未举行正式会谈;他主张先由北领地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展开讨论,再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介入。
这份方案的另一面,是殖民迁移留下的资源与责任分布不对称。科堡半岛生活着约1万头野牛,距离达尔文东北约200公里;它们源自19世纪40年代一个失败的殖民定居点。1849年,20头来自巴厘岛的野牛被运至北领地。尽管在澳大利亚被归为野化种群,野牛这一物种仍属全球极危,印度尼西亚野外仅剩约1000头,其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还存有数量较少的小种群。
“野化”与“极危”两个身份并置,揭示了同一物种在两地被纳入不同治理框架。在澳大利亚,它们是需要管理的外来野化种群;在印度尼西亚,它们则是在原生地仅余少量野外个体的极危物种。澳大利亚数量占优的种群因此可能成为原生地小种群补充遗传多样性的潜在来源。但“极危”是物种的保育处境,不是可以跳过生态审查的通行证。
遗传学发现为复迁提供了依据,也划定了现有证据的边界。2006年,一项涉及50余头野牛的研究在Garig Gunak Barlu国家公园发现,生活于当地的种群携带东南亚通常未见的纯系遗传特征。普拉莫诺据此主张,迁往印度尼西亚的个体应被认定为适合当地国家公园,即符合报道所称的“遗传上正确”标准。不过,报道没有列出符合这一标准的具体种群或个体;2006年的研究也没有回答今日应由哪些野牛构成复迁种群。“遗传上正确”的标准不能由提出复迁的一方单独裁定,需要双方研究机构和国家公园共同核验。
生态风险构成另一道门槛。ABC News Australia还引述Compassionate Conservation中心负责人丹尼尔·拉姆普称,如果这类大型食草动物对本地受威胁物种造成影响,澳大利亚应尽力减轻影响;他同时追问,当一种野化物种在其原生地区也濒危时,澳大利亚应如何平衡本地保育需求与全球救助。极危身份可以构成国际合作理由,却不能替代对迁出地、迁入地和接收栖息地的风险判断。复迁及相关引入行动仍需回答会否加剧当地受威胁物种面临的生态风险,并明确监测和减缓措施。
普拉莫诺把澳大利亚比作《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你们收集许多动物,当原产地的动物走向灭绝时,这里仍保留着它们。”他还称:“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可以为这种动物做些什么。”这一比喻凸显了澳大利亚作为遗传资源库的作用,却没有回答谁掌握决策权。提出倡议的是印度尼西亚驻澳大使,复迁种群却位于澳大利亚,行动还需北领地政府参与;与此同时,大使还建议向澳大利亚引入更多野牛。因而这不是单向的“归还”,而是涉及双向遗传管理的跨境设想。若缺少共同研究、清晰审批和持续生态评估,殖民时代推动的牲畜迁移,可能被另一轮未经充分论证的野牛迁移替代。
ABC News Australia称已联系北领地政府置评,但报道没有刊出其回应;未作回应不能被当作同意。下一步的联合评估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些北领地种群及个体在遗传上适合迁入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以及相关迁出和引入会不会加剧受威胁物种面临的生态风险。在答案明确前,复迁和向澳大利亚引入更多野牛仍是大使提出的设想,不是澳印两国已共同决定的保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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