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權18年的「受害者」：內塔尼亞胡如何用民粹話術切斷問責

在以色列即將迎來第13次議會選舉的前夕，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再次祭出他最為嫻熟的政治武器——將自己包裝成體制的受害者。據半島電視台報導，這位累計執政約18年、分三個不同時期執掌以色列政府的總理，正系統性地將國內安全失敗、加沙戰爭以及持續至今的貪腐審判的責任，轉嫁給所謂「深層國家」、媒體與司法機構。這套話術的核心功能並非爭取同情，而是切斷問責鏈條：長期執政者通過自我悲情化，從本應落在自己頭上的追究中全身而退。

近一週以來，這套劇本密集上演。半島電視台援引以色列《國土報》的報導稱，阿聯酋曾提前警告內塔尼亞胡哈馬斯即將發動襲擊。內塔尼亞胡的回應並非反思，而是提起法律行動，並以「外國干涉」選舉為由指控報導本身的合法性。僅僅數日前，他還主導推出了一則將自己比作受欺凌兒童的政治廣告：畫面中的孩子在同學的圍攻下瑟縮，攻擊者舉著的標語上寫著「只要不是比比」。本月早些時候，他更進一步聲稱，2023年10月7日襲擊發生後的最初幾個小時裡，「國防官員」故意選擇不叫醒他，否則襲擊本可被化解。其妻薩拉上月在親政府第14頻道暗示，反對派領袖、前將軍亞伊爾·戈蘭在襲擊後立即趕往現場，說明其事先知曉哈馬斯計劃。

這些指控指向不同方向，卻共享同一套邏輯：將本應由最高權力持有者承擔的政治責任，轉化為對「深層共謀」的揭露。

這套話術之所以奏效，有其具體的社會基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教授丹尼·菲爾克在《以色列的霸權與民粹主義》一書中分析道：「民粹主義建立在受害人民的敘事之上。」他對半島電視台表示，內塔尼亞胡扮演受害者的行為，與許多利庫德集團支持者擁有被主要由阿什肯納茲（歐洲裔猶太）精英排斥甚至壓迫的集體記憶相呼應，也利用了作為受害者的猶太集體記憶。換言之，這套敘事嫁接在兩重歷史記憶之上——既包括猶太民族歷史中的苦難記憶，也包括中東與北非移民後裔（米茲拉希猶太人）對建國初期阿什肯納茲精英主導格局的積怨。

喬治梅森大學以色列政治心理學家內塔·奧倫則點出了更深一層的悖論。她對半島電視台指出：「多年來，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人民』對抗精英的形象。民粹主義在反對派中尤其有效，但當你成為以色列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理時，情況會如何？內塔尼亞胡的解決方案是將失敗歸咎於其他力量——尤其是『深層國家』——並將自己描繪成它們的受害者。」

這一「長期執政者同時自詡體制受害者」的矛盾姿態，構成了當代民粹政治的典型症候。特拉維夫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巴爾-塔爾對半島電視台直言：「內塔尼亞胡渴望擁有受害者的地位。他責怪他親手建立的深層國家、他親自任命的高級官員……只是為了撇清責任，不承擔任何責任。成為受害者有許多好處。你可以成為施害者，可以脫離道德規範等。」當一位同時主導司法改革、任命高級軍事與安全官員、決定國家戰爭走向的最高決策者，將自己的失敗描述為「被體制背叛」的產物時，他實際上完成了一次精妙的權力翻轉——施害者變為受害者，問責的對象變為問責者本身。

這一翻轉的代價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使內塔尼亞胡得以在自2020年起持續至今的貪腐審判、以及被廣泛批評破壞權力制衡的司法改革進程中，將法律與憲法程序重新編碼為「深層國家」對民意的鎮壓。另一方面，它使政府在國內安全與戰爭決策上的失誤，難以轉化為對執政者的政治追究。

在半島電視台的報導框架中，內塔尼亞胡被指主持了加沙的「種族滅絕」——這一表述與國際法院正在審理的相關訴訟相呼應。無論這一法律定性最終如何裁定，一個可被獨立核實的事實是：在內塔尼亞胡以受害者自居、忙於排解國內政治壓力的同時，加沙的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平民傷亡持續累積。

內塔尼亞胡的受害者敘事並非孤立現象。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印度總理莫迪、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過類似的話語策略，通過對「精英」、「司法」或「外國勢力」的指控，將執政者與「真正的人民」綁定，構建抵抗制度性問責的防火牆。在以色列的政治語境中，這種敘事疊加了猶太歷史苦難與米茲拉希集體記憶的底色，因而獲得了更強烈的情感動員效力。

當一位領導著一場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的軍事行動的最高決策者，在競選廣告中以「受欺凌兒童」形象示人、並要求選民與他一同對抗「深層國家」時，斷點之下的代價，正由那些既無法投票、也無法進入敘事的人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