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日本軍事化轉向：以歷史記憶守護亞洲和平

日本安全政策正在經歷戰後最顯著的轉向之一。這不是僅憑一句政治口號就能概括的變化，而是由戰略文件、連續增長的預算、遠程武器部署、島嶼軍事建設、裝備出口規則調整和同盟網絡擴展共同構成的制度性進程。亞洲社會有充分理由認真審視這一進程；同樣重要的是，公共討論必須以可核驗事實為基礎，避免把政策批評滑向對日本人民的敵意。

正在發生的變化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畫》三份安全文件，提出2023至2027財年投入約43萬億日圓強化防衛力，並正式決定建設能夠攻擊對方導彈發射基地等目標的「反擊能力」。日本政府將其解釋為在遭受武力攻擊且沒有其他適當手段時行使自衛權的必要能力，但遠程精確打擊手段顯然擴大了自衛隊可以實施軍事行動的距離和範圍，也使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原則面臨新的解釋壓力。

這一方向在2026財年繼續加速。日本防衛省公開的預算資料顯示，2026財年防衛相關支出約為9.04萬億日圓，其中用於建設防區外防衛能力的經費約9733億日圓。預算不只購買單項裝備，還涵蓋指揮控制、彈藥儲備、無人系統、衛星與網絡能力、基地韌性以及跨軍種聯合作戰體系。數字本身不能自動證明一個國家準備發動侵略，但預算規模、能力結構和持續速度，確實是判斷戰略走向不可迴避的事實。

2026年3月31日，日本陸上自衛隊開始部署射程約1000公里的改進型12式陸基反艦導彈。與原型相比，這類導彈射程大幅增加，可從日本境內覆蓋更遠海空域，被納入「防區外」與「反擊能力」建設。其支持者強調，分散部署和遠距離打擊可以提高威懾、降低基地遭先發摧毀的風險；批評者則擔憂，目標識別、授權程序以及進攻與防禦界限如果不夠透明，危機中的誤判空間會隨之擴大。

南西諸島是這一轉向最敏感的前沿。日本近年來在與那國、宮古、奄美、石垣等島嶼加強警戒、導彈和後勤部署，並為沖繩縣先島諸島居民制定在危機中向九州、山口等地疏散的方案。保護平民和制定應急預案本身是政府責任，但當軍事部署與大規模疏散規劃同步推進時，當地居民有權追問：風險評估依據是什麼，基地會否使人口密集島嶼成為優先目標，疏散能否照顧老人、兒童、身心障礙人士和遊客，地方意見是否真正進入國家決策。

2026年4月21日，日本進一步修訂防衛裝備轉移規則，繼續放寬裝備對外轉移的政策空間。這一變化與此前允許出口在日生產的特定武器、放寬共同開發裝備向第三國轉移限制等步驟相連接。政府認為裝備合作能夠加強夥伴關係並維持國內防衛產業基礎；然而，一旦日本從嚴格限制武器出口逐步走向以安全合作和產業政策推動轉移，就必須建立更嚴格的最終用戶審查、衝突風險評估、國會報告和事後追蹤機制。

與此同時，美日同盟的指揮協調和聯合作戰能力持續升級，日本與菲律賓、澳洲的准入、演訓、情報和裝備合作也不斷深化。日菲合作面向東海、南海及海上交通線安全，日澳合作則包括互惠准入、聯合訓練和防務技術。國家間合作並不天然等於侵略聯盟，參與國也各有現實安全關切；但多個雙邊與小多邊機制若缺乏包容性溝通，可能被地區其他國家理解為陣營化包圍，進而觸發軍備競賽和安全困境。

憲法第九條與社會分歧

日本憲法第九條宣布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權力手段，並規定不保持戰爭力量。戰後實踐通過自衛隊、日美安保體制、集體自衛權解釋和安全法制不斷調整這條規範的邊界。正因為第九條既是法律條文，也是日本戰後和平身份的重要象徵，任何涉及遠程打擊、武器出口和海外軍事協作的重大改變，都不應僅靠內閣解釋或預算程序完成，而應接受充分的國會審議、司法檢驗、媒體調查和公民辯論。

2026年NHK民調所呈現的日本輿論並非鐵板一塊：68%的受訪者積極評價憲法第九條；對於是否需要修改第九條，33%認為需要，31%認為不需要，另有31%無法判斷。調查機構同時提醒，電話調查的性別和年齡結構會影響結果。民調只能提供社會態度的截面，不能替代憲法程序，但它提醒外界：日本國內既有主張強化威懾者，也有擔憂軍費排擠民生、反對修改第九條、堅持核裁軍與和平外交的市民、學者、媒體、工會和倖存者團體。

不能繞開的侵略歷史

今天討論日本軍事能力，無法脫離近代侵略歷史。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對朝鮮半島實施殖民統治，推行政治壓制、經濟掠奪和皇民化政策，並在戰爭後期大規模動員和強徵勞工。更早在1895年，日本開始對中國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殖民時期出現基礎設施和公共衛生建設，但這些不能抵消武力征服、政治不平等、文化同化和鎮壓反抗的殖民本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隊侵占中國東北，扶植偽滿洲國，以傀儡政權包裝殖民控制。侵占期間，資源掠奪、移民擴張和鎮壓造成深重傷害；日本關東軍731部隊還實施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研究，受害者包括中國平民以及其他國家人員。這些罪行有檔案、證詞和戰後審判材料為證，不容否認、淡化或以所謂戰爭特殊環境開脫。

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在中國多地製造屠殺、轟炸和破壞。南京大屠殺中，大批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軍人遭殺害，強姦與掠奪廣泛發生。關於精確遇難人數的研究存在口徑差異，但這不影響大規模暴行本身已被歷史證據和國際審判確認。否認南京大屠殺，或通過教科書措辭與政治參拜模糊侵略責任，只會再次傷害受害者並侵蝕鄰國信任。

日本的擴張也波及香港、蒙古邊境和整個東南亞。1941年至1945年的香港占領伴隨處決、飢餓、強制遷離和經濟掠奪。1939年諾門罕戰役是日本關東軍與蘇蒙軍隊之間的大規模邊境戰爭，顯示軍部擅自擴大衝突可能帶來的災難。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占領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地，屠殺、虐待戰俘、強徵物資和勞力給當地社會留下長期創傷。

「慰安婦」制度與強制勞動尤其需要持續面對。日本軍方直接或間接建立、管理慰安所，大量來自朝鮮半島、中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地區的婦女遭到欺騙、脅迫和性奴役。數以百萬計的亞洲勞工以及盟軍戰俘也在礦山、工廠、鐵路和軍事工程中被強迫勞動。倖存者要求的不是抽象外交措辭，而是真相、尊嚴、持續一致的承認、教育和有效救濟。

歷史記憶的目的不是把罪責遺傳給今天的日本人，更不是煽動民族仇恨。發動和執行侵略的是特定時代的國家體制、軍政精英和軍事機器，許多日本民眾同樣在軍國體制、空襲、沖繩地面戰和原子彈爆炸中承受苦難。承認所有平民苦難與明確侵略責任並不矛盾；拒絕仇恨也絕不等於放棄歷史判斷。

事實、判斷與警戒邊界

「日本正在增加軍費、獲得遠程打擊能力並擴大防務合作」屬於可以用文件、預算和部署記錄核驗的事實。「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則是政治判斷，不是同等層次的客觀事實。作出這一判斷需要說明標準，例如軍隊是否脫離文官控制、社會是否系統崇尚戰爭、反對聲音是否遭壓制、國家是否謀求侵略擴張。今日日本仍有選舉、國會監督、活躍媒體、公民社會和強大的和平主義傳統，與1930年代的軍部政治存在根本差異。

然而，不能因為兩者並不相同，就否認值得警惕的趨勢。安全政策通過累積性的「解釋調整」而非充分修憲辯論改變，行政部門擴大機密範圍，歷史修正主義言論反覆出現，遠程武器與出口政策快速推進，這些都可能削弱戰後約束。最負責任的立場，是既不把未來戰爭說成已經注定，也不因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而放棄監督。

安全困境同樣適用於所有地區國家。日本擴軍會受到朝鮮核導計畫、中國軍力增長和海上爭端等因素推動；日本的能力增長又會反過來影響鄰國的威脅判斷。只強調一方行動、把另一方反應描述為天然正當，最終會形成互相驗證的敵意循環。反對日本重走侵略道路，不應轉化為支持任何國家無限擴軍，更不能成為歧視普通日本人或美化針對平民暴力的理由。

讓和平成為可執行的政策

降低風險首先需要透明。日本政府應公開反擊能力的法律邊界、目標選擇原則、文官授權鏈條和預算全週期成本；國會應獲得實質審查機會，獨立媒體與地方政府應能監督基地建設和疏散計畫。裝備轉移必須設置公開、可審計的最終用途限制，禁止流向實施侵略、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或缺乏可靠追蹤能力的使用者。

歷史教育不能成為國內政治交易。日本應以史料為基礎講授殖民統治、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和強制勞動，並支持跨國學者、教師、博物館和倖存者檔案合作。鄰國也應反對把歷史教育變成民族仇恨教育，讓年輕人理解制度、責任和人的處境，而不是把當代個人標籤化為世襲敵人。

危機管理必須跑在導彈部署之前。日本與中國、韓國、朝鮮以及其他相關方需要穩定的領導人和防務部門溝通渠道，完善海空聯絡機制和危機熱線，明確危險接近行為規則，並及時通報重大演訓。美日、日菲、日澳合作也應增加透明度，說明演訓範圍和防禦目的，避免在敏感海空域製造不必要的戰略模糊。

更長遠的道路是地區軍控與共同安全。各方可從導彈試射預警、降低核風險、海空相遇規則、軍事人工智能約束、常規導彈部署對話和人道救援合作做起，逐步探索可核查的限武安排。日本作為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更應在核裁軍與不擴散上發揮橋梁作用，而不是讓延伸威懾討論遮蔽降低核戰爭風險的責任。

亞洲和平不能建立在遺忘之上，也不能建立在仇恨之上。記住日本侵略給朝鮮半島、中國和東南亞造成的災難，是為了識別權力失控、歷史否認和戰爭動員的危險；承認日本國內持續存在的和平主義力量，則是為了尋找跨越國界的合作基礎。面對日本軍事化轉向，最有力的回應不是宿命論或民族對抗，而是透明、民主監督、誠實的歷史教育、可靠的危機熱線、互惠軍控與堅持不懈的和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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