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12年减贫近5亿人，收入集中仍高：公共支出是增长惠及谁的关键

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世界银行最新报告，印度在2011年至2023年间约有4.96亿人摆脱贫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日3美元极端贫困线，贫困率从27.1%降至2.6%；按每日4.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从57.7%降至16.1%。世界银行称，12年间的这一降幅属于全球最快之列。

减贫规模并未自动拉平收入分配。半岛电视台同时援引《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称，印度收入最高的10%仍获得约58%的国民收入，收入最低的50%仅获得约15%。世界银行报告还估算，2023年劳动者收入中位数处于最高10%者，约为最低10%者的13倍。贫困线以下人口骤减与收入集中扩大同时发生。

世界银行把减贫进展主要归因于消费增长、就业增加，尤其是女性就业，以及包括粮食补贴在内的社会转移支付扩大。报告预计，按每日4.2美元线计算，印度贫困率将从2026年的14.2%缓慢降至2028年的12.1%。半岛电视台援引尼廷·库马尔·布哈蒂的提醒称，在报告发布时，约2.33亿人仍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以下。下降轨迹仍在继续，但按较宽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莫迪政府自2014年推出直接现金转移、免费口粮和住房等福利项目，目前向约8亿人提供免费粮食。半岛电视台援引印度政府统计称，农村家庭接入管道饮用水的比例从2019年8月的不足17%升至约82%。布哈拉和卡兰·巴辛在研究中认为，获得安全饮水可减少疾病并帮助家庭增加收入。免费口粮则直接支撑家庭消费；不过两人的研究指出，它主要满足热量需求，若要改善营养，补贴需要更加均衡并精准指向真正贫困者。向逾8亿人持续供应口粮能否长期维持，也尚无定论。

更深的分配短板出现在公共服务。经济学家贾亚蒂·戈什指出，印度公共医疗支出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公立医院长期资金不足、人满为患，医疗成本因此更多由家庭承担，并把不少家庭推向贫困或债务。布哈蒂则把机会不平等追溯到历史等级制度、资产占有不均和长期忽视初等教育：家庭财富继续影响技能、优质工作和经济安全的获得。

在布哈蒂看来，印度当前政策更偏重道路等物理基础设施，而这些项目往往更照顾收入最高的10%。道路和交通固然能把人连接到机会，优质学校和医院则同样决定人们能否真正利用这些机会。

贫困线如何界定，也牵动政策问责。桑托什·梅赫罗特拉说，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停止自行测算贫困，转而依赖世界银行估算；随着手机等消费方式变化，印度消费篮子和价格结构已经改变，单一国际贫困线难以完整反映本国现实，因此印度应重建自己的贫困线。苏尔吉特·布哈拉则反驳，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统一衡量各国消费水平，最终数据在发布前由各国审查，印度分析也经过本国学者和政府审阅，不能仅因采用国际口径就质疑其可靠性。

这场争议关乎统计标准，也关乎谁为公共政策提供尺度、谁承担问责风险。世界银行估算以三次印度官方家庭消费支出调查为基础，国际口径有利于跨国比较；梅赫罗特拉提出的问题同样不能回避：单一收入门槛无法替代对营养、住房、就业质量和债务负担的衡量。把2.6%的极端贫困率写成“贫困已经消除”是错误结论，因为按每日4.2美元线，仍有约2.3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政策方向上，发展经济学家迪帕·辛哈主张实行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并扩大医疗、教育等普遍公共服务。布哈蒂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应与优质学校和医院同步推进；累进税制既可筹资，也能让成本按支付能力分摊。

印度的减贫成就是真实的，分配危机也是真实的。世界银行预计，到2028年仍有12.1%的人口低于每日4.2美元贫困线。真正的政策考题，是政府能否把经济增长的收益转化为低收入家庭可获得的优质教育、医疗、饮水和就业机会，并通过更累进的税负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若做不到，贫困线下降可以成为减贫成就，却不能证明机会变得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