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18年的"受害者"：内塔尼亚胡如何用民粹话术切断问责

在以色列即将迎来第13次议会选举的前夕，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再次祭出他最为娴熟的政治武器——将自己包装成体制的受害者。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这位累计执政约18年、分三个不同时期执掌以色列政府的总理，正系统性地将国内安全失败、加沙战争以及持续至今的贪腐审判的责任，转嫁给所谓"深层国家"、媒体与司法机构。这套话术的核心功能并非争取同情，而是切断问责链条：长期执政者通过自我悲情化，从本应落在自己头上的追究中全身而退。

近一周以来，这套剧本密集上演。半岛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称，阿联酋曾提前警告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的回应并非反思，而是提起法律行动，并以"外国干涉"选举为由指控报道本身的合法性。仅仅数日前，他还主导推出了一则将自己比作受欺凌儿童的政治广告：画面中的孩子在同学的围攻下瑟缩，攻击者举着的标语上写着"只要不是比比"。本月早些时候，他更进一步声称，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国防官员"故意选择不叫醒他，否则袭击本可被化解。其妻萨拉上月在亲政府第14频道暗示，反对派领袖、前将军亚伊尔·戈兰在袭击后立即赶往现场，说明其事先知晓哈马斯计划。

这些指控指向不同方向，却共享同一套逻辑：将本应由最高权力持有者承担的政治责任，转化为对"深层共谋"的揭露。

这套话术之所以奏效，有其具体的社会基础。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丹尼·菲尔克在《以色列的霸权与民粹主义》一书中分析道："民粹主义建立在受害人民的叙事之上。"他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内塔尼亚胡扮演受害者的行为，与许多利库德集团支持者拥有被主要由阿什肯纳兹（欧洲裔犹太）精英排斥甚至压迫的集体记忆相呼应，也利用了作为受害者的犹太集体记忆。换言之，这套叙事嫁接在两重历史记忆之上——既包括犹太民族历史中的苦难记忆，也包括中东与北非移民后裔（米兹拉希犹太人）对建国初期阿什肯纳兹精英主导格局的积怨。

乔治梅森大学以色列政治心理学家内塔·奥伦则点出了更深一层的悖论。她对半岛电视台指出："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人民'对抗精英的形象。民粹主义在反对派中尤其有效，但当你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时，情况会如何？内塔尼亚胡的解决方案是将失败归咎于其他力量——尤其是'深层国家'——并将自己描绘成它们的受害者。"

这一"长期执政者同时自诩体制受害者"的矛盾姿态，构成了当代民粹政治的典型症候。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巴尔-塔尔对半岛电视台直言："内塔尼亚胡渴望拥有受害者的地位。他责怪他亲手建立的深层国家、他亲自任命的高级官员……只是为了撇清责任，不承担任何责任。成为受害者有许多好处。你可以成为施害者，可以脱离道德规范等。"当一位同时主导司法改革、任命高级军事与安全官员、决定国家战争走向的最高决策者，将自己的失败描述为"被体制背叛"的产物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精妙的权力翻转——施害者变为受害者，问责的对象变为问责者本身。

这一翻转的代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内塔尼亚胡得以在自2020年起持续至今的贪腐审判、以及被广泛批评破坏权力制衡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将法律与宪法程序重新编码为"深层国家"对民意的镇压。另一方面，它使政府在国内安全与战争决策上的失误，难以转化为对执政者的政治追究。

在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框架中，内塔尼亚胡被指主持了加沙的"种族灭绝"——这一表述与国际法院正在审理的相关诉讼相呼应。无论这一法律定性最终如何裁定，一个可被独立核实的事实是：在内塔尼亚胡以受害者自居、忙于排解国内政治压力的同时，加沙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平民伤亡持续累积。

内塔尼亚胡的受害者叙事并非孤立现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类似的话语策略，通过对"精英"、"司法"或"外国势力"的指控，将执政者与"真正的人民"绑定，构建抵抗制度性问责的防火墙。在以色列的政治语境中，这种叙事叠加了犹太历史苦难与米兹拉希集体记忆的底色，因而获得了更强烈的情感动员效力。

当一位领导着一场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在竞选广告中以"受欺凌儿童"形象示人、并要求选民与他一同对抗"深层国家"时，断点之下的代价，正由那些既无法投票、也无法进入叙事的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