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治理

澳大利亚关键职业者住房可负担性恶化:五年单元房租金上涨44.3%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Anglicare以16类关键职业的全职最低工资衡量近4.9万套出租房源,零售员、社会工作者和清洁工可负担房源占比均不足1%,护理人员为1.1%,教师为3.3%。Cotility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单元房租金上涨44.3%,独立屋上涨36.6%,Anglicare称工资涨幅不到租金涨幅的一半。Anglicare执行主任Kasy Chambers将差距归因于长期过度依赖私人租赁市场,称过去40年历届政府停止建设和资助住房,主张增加社会住房或将现有住宅转为社会住房。Clare O'Neil的发言人则称,政府正在建设5.5万套社会及可负担住房,逾8000套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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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ERA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Anglicare的年度《租赁可负担性快照》盘点了全澳近4.9万套出租房源,并以16类关键职业的全职最低工资评估可负担性。结果显示,零售员、社会工作者和清洁工可负担的出租房源占比均不足1%,护理人员为1.1%,教师为3.3%。对酒店服务业员工而言,北部领地没有可供其负担的出租房源;在全国其他地区,可负担房源也仅剩338套。

报告援引Cotility的数据称,过去五年澳大利亚单元房租金上涨44.3%,独立屋租金上涨36.6%。Anglicare Australia执行主任Kasy Chambers表示,同期工资涨幅不到租金涨幅的一半。16类职业中,只有3类与2025年相比可负担性有所改善,其余13类持平或恶化。

Chambers说,多年前存在一种“社会契约”或共识:全职工作并完成相关职业培训的人,应当能够找到可负担住房,过上体面、即便并不奢华的生活;如今这一预期已经破灭。租金上涨快于工资,意味着依靠最低工资或接近最低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其收入增长正被私人租赁市场更快吸收。

她把问题指向长期制度选择。Chambers认为,澳大利亚住房供给过度依赖私人租赁市场;过去40年间,历届政府停止建设和资助住房。她说,与其单纯新建更多住宅,更需要建设更多社会住房,或把现有住宅转为社会住房,让这些工资水平的人能够负担租赁住房。按照这一判断,政府长期退出直接住房供给后,住房成本和涨价风险更多由私人租户承担,Anglicare的数据及受访者的经历均显示,关键职业者承受了直接压力。

住房与无家可归事务部长Clare O'Neil的发言人表示,政府正在建设5.5万套社会及可负担住房,其中逾8000套已经完工,其中包括低于市场租金、可帮助关键职业者靠近工作地点的住房。该计划与Anglicare主张增加社会住房的方向一致,但报道未说明这5.5万套住房的完成期限和具体租金,仅凭目标总量与已完工数量,尚不能判断新增供给能否及时缓解关键岗位劳动者的负担。

这些统计背后是具体的收入和生活取舍。布里斯班内北区社会工作者Allie Thompson即将搬入每周租金740澳元的新租房,约占她收入的一半。作为单亲母亲,她尽量避免非紧急就医,并已有约10年没看牙医,把儿子的医疗、牙科和心理健康预约放在优先位置。

西澳奥尔巴尼护士Silvia Laing与伴侣合租,每周支付550澳元。她为支付房租减少外出就餐,放弃假期,并削减其他非必要开支,把住房和健康放在首位。

资源需求增加也推高了西澳卡瑞撒的住房压力,当地平均周租约1700澳元。Anglicare皮尔巴拉服务经理Meenaaz Adams八周前搬到当地,机构为她提供一个月临时住宿;她找房先后三次被拒,最终才找到住处。这个案例表明,在资源需求推高租金的地区,即使已有机构临时安置,异地到岗员工仍可能长期承受找不到合适住房的压力。

因此,关键岗位的招聘和留任不只是劳动力市场问题,也是住房政策问题。若继续让私人租赁市场承担主要住房供给功能,租金上涨就会把制度成本直接转嫁给护理、教育、零售和社会服务劳动者,并削弱他们继续留在这些岗位上的能力。Chambers主张增加社会住房或将现有住宅转为社会住房,针对的正是这一制度失灵;政府能否把建设目标转化为足量、租金可负担且及时到位的住房,是接下来的关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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