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乌克兰挡在门外：美俄中“新雅尔塔”式会谈方案的交易逻辑

据德国之声（DW）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克里姆林宫提议在11月18日至19日深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让特朗普、普京与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却把乌克兰和欧盟排除在外。DW援引《华尔街日报》称，中方官员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只要特朗普参加便不反对这一形式，特朗普也表达过兴趣；但三位领导人尚未确认出席，具体议程和中方正式立场也未得到确认，更没有形成正式协议。把这场提议比作“新雅尔塔”，对应的是普京设想的三方权力交易，不是已经成立的和平安排，更不能替代乌克兰参与决定自身未来的谈判。

这项提议的实质，是把决定战争结局的谈判桌从直接承担代价的一方移走。DW援引克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的话说，普京已同意在11月10日后恢复由华盛顿斡旋的和平谈判，下一轮可能在阿布扎比举行，议题包括战争结束后的俄乌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坚持乌克兰必须准备领土让步，谈判才能推进；普京也反复表示，只有俄方利益得到考虑才会谈判。恢复接触不等于莫斯科接受让步，领土条件仍是它要求谈判推进的先决条件。

美国介入的方式，进一步暴露出这场安排是一场由力量和筹码驱动的交易。DW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今秋加大对基辅和欧洲伙伴的压力，同时提出涉及俄罗斯柴油输美以及暂时放松部分制裁的安排，试图把莫斯科拉回谈判桌。报道没有说明放松哪些制裁、附带什么条件，因而不能把它写成全面解除制裁；但压力显然并不对称：莫斯科给基辅预设领土让步，华盛顿则以俄罗斯柴油输美和暂时放松部分制裁作为诱因。至少就这项安排而言，这种差异化施压显出双重标准风险——所谓和平进程先服务于大国重新安排谈判，再把接受条件的压力推向基辅和欧洲。

这也暴露出“大国承担和平责任”的叙事空缺：把三方领导人请上桌，并不意味着三方会对战争结果和和平安排负责。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特穆尔·乌马罗夫认为，北京更可能作为象征性伙伴出席，而非负责落实和平结果。他对DW说，“北京无意为乌克兰的未来承担责任”，并预计中方会争取尽可能模糊、低承诺的措辞。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高级研究员尤里·波伊塔则提出不同判断：中俄在推动替代性欧亚安全架构、减少西方军事存在和削弱北约影响方面存在战略交集。两种判断的分歧不只是姿态：一种把北京视为象征性搭台者，另一种把它视为有自身秩序目标的参与者。现有材料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不能提前替北京作出结论。

美国肯南研究所主任迈克尔·凯明格进一步把北京可能的考量指向普京政权的政治生存。他对DW说，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普京政权的政治生存”，并判断北京会继续以间接方式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努力，以免俄罗斯失败。这属于凯明格的分析判断，并非中国政府文件的公开说明，不能当作已经证实的中方政策。若这一判断成立，北京的优先项就是把大国交易与普京政权存续置于乌克兰安全、欧洲边界和战争持续代价之上；这是一种政治选择，不是和平保证。

乌克兰和欧盟被排除，不等于它们没有谈判杠杆。泽连斯基10月20日在奥斯陆表示，涉及乌克兰未来的会谈只有在乌克兰获得席位时才可接受。对基辅而言，这不是礼仪问题：领土、安全和战后秩序都直接关系到乌克兰，能否上桌决定它能否阻止自身被当作交易对象。凯明格也指出，欧洲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和广泛的国防工业合作，特别是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参与，已经转化为乌克兰持续抵抗的“杠杆”。把欧盟排除，可以制造三方大国外交把欧洲降为次要角色的视觉效果，却抹不掉欧洲援助和国防工业合作形成的实际力量。乌马罗夫因此强调：“无论克里姆林宫喜欢与否，乌克兰都有自身能动性；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无法仅靠外交压力决定战场发生什么。”

真正的风险在于，美俄中若先形成一份模糊共识，再把接受或执行的压力传给基辅和欧盟，乌克兰就可能被迫在一份没有参与起草的安排中寻找位置。莫斯科寻求的是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以及与美中平起平坐的承认；华盛顿寻求的是重启谈判并松动对俄经济杠杆；北京则既可能只是象征性参与，也可能主动塑造安全秩序。三方会谈尚未举行，这些目标也未转化为正式协议。关键不在三方领导人能否发表共同声明，而在基辅是否有权参与起草和接受条件、欧洲能否把援助转化为谈判筹码，以及莫斯科预设的领土条件能否受到约束。排除当事国的大国交易，不会因声明措辞含糊就自动变成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