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健身视频到厌女推销:澳大利亚青年男性与“男性空间”的算法路径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The State of Man》记录四名18至27岁男性的不同经历:健身、自尊与归属等普通需求,可能经平台推荐连接到类固醇、肽类、网红课程和厌女叙事;同伴网络则可能放大敌意。报道呈现了网红借真实建议建立可信度、再将不安全感商品化的路径,但四个案例不足以证明算法对所有年轻男性具有普遍因果影响。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其专题片《The State of Man》从四名18至27岁男性切入,呈现受访者经历的接入路径:健身、自尊和归属感等普通需求如何接入“男性空间”(manosphere)。报道开篇称,年轻男性创建社交媒体账户后,23分钟内便可能看到有毒内容;所供材料没有说明样本规模、调查或实验方法,因此这一时限只能作为线索,不能被当作总体发生率。
18岁的墨尔本青年Jak最初接触的是普通健身视频,内容教男性去健身房、保持训练纪律和正确动作。他后来意识到,这类视频的核心常常是“你还不够好”,必须通过更多训练或产品来补足缺陷。随着算法继续推荐,肽类、类固醇以及网红销售的课程和补品进入视野;与此同时,“练出肌肉就会得到女性,否则她们有错”的说法出现。Jak称,他从未主动寻找厌女内容,而是由算法送来。完成一项关于“男性空间”的高中项目后,他离开了大多数社交媒体。
18岁的堪培拉内容创作者Noah不赞成“男性空间”,但仍持续关注,因为他认为这种内容会出现在信息流中,无法完全无视。他从健身内容起步,熟悉健身如何放大身体焦虑,并观察到“男性空间”的常见做法:先制造不安全感,再出售解决办法。他认识的人购买网红课程,有人使用肽类减重或改善皮肤,也有人把袜子叠起来垫高,以缓解身高带来的焦虑。Noah还指出,粉丝数、点赞、财富和外貌在社交媒体上被包装成衡量男性地位的标准;健身建议因此可能被改造成持续消费、追逐地位的诱因。
27岁的阿德莱德青年Bodie所见证的转向发生在游戏社群。新冠疫情期间,他的朋友开始借安德鲁·泰特等男性主义网红为自身处境寻找归咎对象,讨论中出现跨性别恐惧和厌女玩笑。Bodie无法接受,离开游戏服务器,随后被原社群成员拉黑并称为“坏人”。他认为,网红先提供少量真实、可用的建议取得信任,再兜售极端意识形态;所谓“快速致富”式生意把绝望的年轻男性视为钱袋,并给他们一个可以归咎的对象,让残忍显得正当。
24岁的墨尔本青年Flynn在20岁时看过一段泰特视频,随后相关信息不断出现。他觉得那像加入一个“很酷的俱乐部”,许诺财富、名气、支配地位,以及“走出矩阵”、成为“阿尔法男性”的未来;但他当时既未成名也未致富,挫败感随之加深。与此同时,他发布的一条讨论“身为澳大利亚异性恋白人男性是否正常”的TikTok视频获得巨大流量,围绕视频的回应又强化了他的偏见与怒气,使他加倍迎合原本的立场。
Flynn称,他后来经历躁狂和抑郁,并发展至精神病状态,住院三周后获得双相情感障碍诊断。他认为,恶化是愤怒、挫败、持续接触相关内容与自身精神健康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以及药物治疗后,他逐渐恢复;如今平台不再向他推送这类内容,他也能较为客观地看待。Flynn担心年幼者可能更早、更频繁地接触此类内容,并劝年轻男性不要把那些网红当成值得追随的榜样。
这四个案例指向的不是一段孤立的思想变化,而是一条相互衔接的权力链。平台的推荐选择让健身、外貌和成功叙事持续暴露,并把部分用户接入更极端的内容;网红以自律、体态等真实建议建立可信度,再通过课程和补品售卖焦虑的“解决方案”;同伴网络则可能把厌女玩笑、跨性别恐惧和敌意正常化。创作者可从课程和补品中获利,年轻用户则可能付出金钱、心理健康和关系破裂的代价。
这些材料没有提供平台层面的推荐数据、独立审计或对照研究,四个案例也无法给出总体概率。它们呈现的是:在这些个案中,普通兴趣可成为商业化“男性空间”的入口,算法推荐、网红牟利与同伴强化可彼此放大。Bodie担心14岁的弟弟走相似路径;Flynn则担心12岁、16岁的少年每天看到这类内容。问题不只在于露骨的极端言论,也在于健身、自尊和归属这些正常需求如何被改造成消费、敌意与身份焦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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