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道路死亡连年回升：限速、车辆监管与数十亿澳元支出受审视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道路死亡人数在连续下降约40年后，于2020年意外逆转。2026年当年截至9月底的死亡人数已达15年来最高，全年有望录得连续第六年增长。澳大利亚每10万人道路死亡率近年相对稳定，人口增长可解释死亡总数上升的一部分。尽管车辆安全性能不断改善、许多国家的道路死亡率也在下降，这一趋势逆转仍令道路安全研究者担忧。

死亡增幅最集中于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墨尔本大学副教授米拉德·哈加尼说，行人、自行车骑行者和摩托车骑行者的增幅最大。在经合组织道路安全表现排名中，澳大利亚已从二十多年前跻身前十，退至目前刚进入前20。这一趋势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偏离2030年道路死亡减半、2050年实现零死亡的目标。

这些数字背后是长期无法弥合的家庭创伤。2017年，31岁的梅尔文·戴维在驾车参加一场家人葬礼途中死亡，留下年幼的儿子。他的母亲扬妮·桑皮说：“我总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很令人心碎，而且你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痛苦。”

道路安全专家把矛头指向长期未变的规则。西澳大利亚大学道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特蕾莎·森瑟里克认为，在人口、车辆数量和车身尺寸均已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偏远和乡村道路继续容许过高速度已难以为继。多数致命碰撞仍发生在城市，但偏远和乡村发生的碰撞更易致死。她认为，决策者需要推动可能不受少数选民欢迎的改变，而澳大利亚现行限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不大。

据报道，西班牙通过降低限速、将部分危险驾驶行为刑事化、加强执法和投资高速铁路等做法，大幅降低道路死亡率；西班牙及多个欧盟成员国还将城市限速降至每小时30公里。

致命碰撞的风险构成也在变化。哈加尼说，二十年前最大的风险因素是酒驾，如今已被药驾取代；目前，致命碰撞中接近17%的涉事人员被检出药物。检出药物并不等同于相关人员因药驾死亡，也不能单独证明它是死亡反弹的主因，但哈加尼认为，药物使用是促成近期死亡增加的因素之一。

车辆大型化构成另一项风险。哈加尼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车辆高度每增加10厘米，行人死亡几率便增加11%。澳大利亚平均乘用车不断变大变重；这类车辆可以提高车内乘员安全，却会增加行人死亡风险。哈加尼主张，如果不对车身尺寸进行监管，并为购买尺寸更合理的车辆建立激励，行人和骑行者面对的道路环境将变得日益危险。

更直接的制度问责落在公共支出上。澳大利亚汽车协会总经理迈克尔·布拉德利指出，联邦、州和领地之间仍存在“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的信息缺口，而严重碰撞数据存在三年滞后。他说：“归根结底，猜测太多，基于证据的政策太少。堪培拉正在分配数十亿澳元，我们得确保资金真正投向行之有效的措施。”

澳大利亚道路安全办公室没有回应采访请求。联邦基础设施、交通、区域发展、通信、体育与艺术部在书面声明中列举了政府的道路安全工作，包括监督更安全车辆进入市场、投资道路基础设施以及资助非基础设施项目。然而，声明没有提供这些投入与近期死亡趋势相对应、可以核验的成效；数据滞后也使资金效果评估更加困难。

森瑟里克还警告，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虽与2050年零死亡目标相关，但车队更替需要很长时间，不能以尚未普及的技术替代当前的道路安全措施。

人口增长能够解释死亡总数上升的一部分，却无法解释为何车辆更安全、许多国家道路死亡率下降时，澳大利亚的死亡增幅仍集中在最脆弱的道路使用者身上。核心问题因此不再是还要修建多少道路，而是政府是否愿意重新约束速度、车辆尺寸和危险驾驶，并把数十亿澳元公共支出与可以验证的长期结果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