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加息账单，不该由普通家庭替政客的减税买单

把澳大利亚的通胀和加息主要归咎于联邦政府支出，是一套偷换责任的政客叙事。据澳大利亚ABC新闻援引5月预算文件的数据，本财年联邦总支出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较此前上升，但仍低于疫情时期的31.3%；更关键的是，收入与支出的缺口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低于十年前的2%至3%。反对党影子财长Tim Wilson把矛头指向财政部长Jim Chalmers，把复杂问题压缩成对政府花太多钱的指责，听起来痛快，却回避了谁先砍掉收入、谁决定继续借钱。

在联邦层面，真正掌握财政工具的是联邦政府和控制议会多数的执政者，而不是负责利率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前者决定税率、支出和举债，后者则在既定通胀与金融条件下选择利率。宏观机制并不神秘：赤字把税收与支出之间的差额注入经济，形成净需求；盈余则产生相反作用。某个部门多花钱当然是治理问题，但若把一切通胀都归咎于“政府支出”，就会遮住更持久的决定——永久切断部分收入来源，却保留支出承诺。

ABC新闻援引预算资料报道，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近20年里，澳大利亚只有两年实现财政盈余，而且这一纪录横跨了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矿业繁荣时期，澳大利亚作为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身处其中。对这样的资源出口国而言，问题显然不只是某个部门短期超支，而是政治人物把结构性、永久性赤字当成了可以无限延续的状态。

更直接的证据在税收记录里。据ABC新闻援引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Tony Abbott政府取消矿业税，使截至2022年的十年间预算少收约690亿澳元；碳税在运行的两年里筹集了154亿澳元，之后又被面向企业和个人的支出型减排方案替代。无论对矿业和减排持何种立场，会计后果都很清楚：收入被砍掉，支出没有同步收缩。减税反复被用作选举诱饵，却没有相应的支出削减。减税尤其惠及富裕群体，矿业税取消也让矿业企业获得长期优惠；代价不会凭空消失，被让渡的收入会扩大赤字，并可能通过需求、物价和利率压力回到家庭账上。

与此同时，ABC新闻援引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指出，澳大利亚近两年的支出增长主要来自私人部门，信息技术企业的数据中心建设形成建筑热潮，公共支出增长相对温和。科技企业在建筑、电气和信息技术人才上的集中投入，推高了建设成本。这并不否认疫情时期的财政支出在第一次油价冲击到来时仍有滞后影响，但把近期通胀主要归咎于联邦支出失控，与近两年的支出结构并不相符。

短期冲击同样不能被忽略。ABC新闻分析称，澳大利亚近期通胀受到两次大规模油价冲击推动，其中第一次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冲击有关。油价上涨推高物价，直接侵蚀家庭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国内长期减税和持续赤字又在扩大总需求。油价冲击与财政结构失衡不是二选一，而是叠加作用。把全部责任推给当前政府支出，就是用单因归罪遮住外部冲击和长期财政选择。

美国的情况还提供了另一层警示。ABC新闻报道，美国年度债务利息支出已超过1万亿美元，约为1.42万亿美元；报道认为，这些融资需求正在惊动货币市场投资者，并推动全球利率上行。报道没有量化这条传导对澳大利亚利率的具体贡献，因此不能把它写成已经证实的单一原因；但它揭示了不容忽视的权力不对称：美国的财政选择可能改变全球融资条件，澳大利亚普通家庭面对的却是本国加息后更沉重的房贷账单。同样，把澳大利亚加息一概归咎于“美国债市”，也会遮蔽澳大利亚自身的预算责任。

ABC新闻指出，发达国家政府在过去三十年很少认真平衡预算，却又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国防开支、能源体系转型、教育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和养老成本。这些都是真实压力，不能靠一句“削减浪费”解决。文章写道：“总有一天，西方政府必须向选民承认，没有神奇的布丁。”“想要这些服务，就得出钱；如果想要一个和谐社会，所有人都得出力，包括富人。”

因此，澳大利亚需要的不是把账单继续交给普通家庭，而是恢复财政能力。联邦政府应先纠正以永久减税支撑永久赤字的做法，重新审视矿业税取消造成的收入缺口，提高富裕群体和矿业部门对公共财政的贡献；随后建立可信的中期债务与利息支出约束，而不是把每一次减税都变成下一轮举债的理由。公共服务也应受到保护，不能再靠削减基本医疗、养老和教育服务来假装完成财政修复。

加息是央行应对通胀的决策，不是给政客的财政选择发放免罪牌。真正应该被追问的，是那些把减税当选举诱饵、在承诺公共服务时回避成本，最后又让借款填补缺口的决策者。普通家庭不该继续替这套政治安排最先支付账单——那才是澳大利亚必须偿还的政治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