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权利

别用“玻璃孩子”把澳大利亚的制度缺口推给父母

“玻璃孩子”捕捉了部分残障、慢性疾病或精神疾病患者的手足被忽视、提前承担照护责任的处境,却不应被用来把制度缺口变成对父母的指控。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学校、残障服务机构和NDIS规划者应把“手足怎么样、能提供什么支持”纳入常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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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ERA

把“玻璃孩子”主要归咎于父母,是一次危险的错置。父母是否尽力当然重要;但如果服务没有抵达需要它的家庭,要求父母证明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只会把公共支持的缺位变成家庭失职。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学校、残障服务机构和NDIS规划者处在识别需求、传递信息和连接支持的入口,必须把被忽视的手足纳入视野。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玻璃孩子”通常用来形容残障、慢性疾病或精神疾病患者的手足。美国教育者兼倡导者Alicia Meneses Maples被普遍认为在2010年美国TEDx演讲后推广了这个词;她在此之前已经听过这一称呼,却无法找到确切出处。她解释:“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玻璃孩子,是因为父母全神贯注于兄弟姐妹的需要;当他们看着我们时,仿佛我们是玻璃做的,目光会径直穿过我们。”这个比喻捕捉到了被忽略的体验,却不适合所有手足,更不应成为追究父母失败的标签。

非营利机构Siblings Australia负责人Samantha Hellams的童年经历,让这个比喻有了具体重量。她的姐姐Alison患有智力障碍和癫痫,无法用语言交流;家中常常要听到Alison倒地的一声闷响,才知道她正在癫痫发作。Hellams说,这个词准确描述了自己的感受。Dan Schmidt则回忆,患有脑瘫的哥哥Matty需要更多关注。父母努力让兄弟俩拥有尽可能正常的生活,家庭的注意力仍会自然流向需求更大的地方。Dan很早就变得高度追求完美,因为他担心给父母增加麻烦;兄弟进入青春期后,那些未能分享的经历又带来了愧疚感。

墨尔本大学青年心理健康中心和Orygen高级研究员Marianne Webb说,当一个孩子生病或残障时,健康的手足可能忽视或淡化自己的需求,承担许多责任。年轻照护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于同龄人,更频繁面临心理健康风险因素,自残和自杀风险也更高。报道没有给出相关比例、样本量或具体研究出处,因此这些风险不能被夸大为精确数字,但风险的方向已经清楚。她同时提到,共情能力和个人成长可能与困难同时出现,这并不能成为忽略困境的理由。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影响中心、从事残障者手足研究的Ariella Meltzer对这个比喻提出质疑:它能引起部分手足共鸣,却不是所有人的自我认同。更重要的是,它在日常使用中容易把责任只归给父母。如果父母没有得到所需的服务和帮助,或在成为残障儿童的父母前没有被恰当地教授残障知识,那么问题就不能只归结为家庭内部的能力和选择;社会也必须为支持缺位负责。她把问题说得更直接:“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好地支持有残障儿童的家庭?”

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不能一面要求家庭承担照护,一面把制度性缺口写成父母的失职。全科医生可以在问诊和照护规划中询问并纳入手足;教师可以在迟交作业时了解背后是否有照护责任,而不是先把它当作纪律问题;残障服务机构和NDIS规划者则应直接问:“手足现在怎么样,我们能提供什么支持?”这不是要把父母排除在责任之外,而是让家庭责任与公共责任同时得到履行:Webb主张让父母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资源,也主张给手足留下提问的空间、提供适龄信息,并帮助年轻照护者识别自身身份、进入服务系统。

这些并非额外施舍,而是公共机构本来就应承担的责任。服务入口掌握在机构和专业人员手中,就不能等到家庭证明自己已经无力支撑后,才把残障儿童的手足当作问题。Hellams的诉求非常具体:全科医生、学校、残障服务提供者和NDIS规划者都应询问手足的状况,并考虑如何支持他们。如果下一次复诊、入学谈话或支持计划仍只谈那个“更明显的患者”,所谓关注家庭就会退化为要求家庭继续吞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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