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訴最高法院 要求恢復針對希拉里等人的2016年大選訴訟

據《印度教徒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於週五（2026年10月9日）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恢復其此前被駁回的針對2016年民主黨對手希拉里·克林頓、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及多名被告的訴訟。特朗普指控上述被告在大選前合謀製造其與俄羅斯存在聯繫的「虛假敘事」，訴狀長達數百頁，提出包括「敲詐勒索」和「共謀實施有害虛假陳述」在內的多項指控。

這起訴訟於2020年大選落敗後，特朗普在2022年於佛羅里達州聯邦法院提起，被告包括前英國情報官員克里斯托弗·斯蒂爾、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及多家機構和個人。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唐納德·米德爾布魯克斯隨後駁回案件，並形容訴狀是「一份兩百頁的政治宣言，詳述他對反對者的不滿」。米德爾布魯克斯以訴訟「輕率」為由，對特朗普及其首席律師阿莉娜·哈巴處以近100萬美元的罰金與訴訟費用，指控二人存在「持續濫用法院」的行為模式，訴狀中包含「明知不實」的事實陳述和無法律依據的論點。2025年，亞特蘭大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並表示「特朗普與哈巴的許多法律論點的確是無稽之談」。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訴狀中辯稱，下級法院的裁決反映出「聯邦法院利用制裁和紀律威脅來懲罰總統及其律師所採取的合法法律立場——而這些立場僅因法院（錯誤地）拒絕而被定性為不當」的一種「令人深感憂慮的趨勢」。律師們還主張，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內因履行憲法職責而推遲起訴，訴訟時效應當相應延長，稱「最高法院的介入對於保護總統一職並防止司法分歧成為懲罰其倡導者的許可證而言是必要的」。

案件的實質爭議圍繞2016年大選期間「通俄」敘事的合法性展開。《印度教徒報》梳理了相關調查的脈絡。2019年，由司法部任命的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發佈報告，認定俄羅斯「以廣泛而系統性的方式干預了2016年總統選舉」，但同時明確表示「調查未確立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與俄羅斯政府在選舉干預活動中相互串通或協調」。穆勒在報告中提到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特工之間存在「大量聯繫」，並稱該團隊「預期將從俄羅斯的選舉傾斜行動中獲益」。

然而，由時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任命的另一位特別檢察官約翰·達勒姆，在2023年發佈的報告中將矛頭指向聯邦調查局本身：聯邦調查局在2016年對特朗普競選活動展開調查時缺乏「實際證據」，並「過度依賴」由特朗普政治對手提供的線索。達勒姆的這一發現令「通俄」調查的初始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調查的關鍵觸發因素之一，即所謂「斯蒂爾檔案」，正是由受僱於為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團隊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服務的律所的調查公司所撰寫。

《印度教徒報》還指出，特朗普的司法部去年以作出虛假陳述和妨礙國會為由起訴科米，但一名聯邦法官隨後駁回了該起訴，理由是特朗普親自挑選的檢察官屬違法任命。當年聯邦調查局基於由政治對手資助的反對派研究檔案展開調查，其合法性後被達勒姆報告質疑；而當特朗普的司法部試圖以類似手段追究其政治對手時，司法體系卻以程序違法為由迅速叫停。

最高法院是否會受理此案仍不確定。從斯蒂爾檔案經反對派研究律所流入聯邦調查局、到穆勒報告認定「無串通」、到達勒姆報告指出調查缺乏「實際證據」、再到科米起訴因檢察官任命違法而被駁回——十年間，情報與司法工具在美國政治壓力下反覆成為相互攻訐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