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住房目標正在被政府自己製造的制度成本拖垮

澳大利亞各級政府設定了雄心勃勃的住房目標，卻長期保留推高成本和延誤交付的制度障礙，最終讓購房者、建築工人和小型承包商承擔政策失靈的代價。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9月8日刊發的文章顯示，雪梨開發商Bathla集團進入自願託管後，超過2000套公寓建設陷入停頓，另有約1.4萬套住房的後續項目受到威脅；該公司約350名員工中已有超過200人停工，最多可能有1000筆購房訂金涉及停滯項目。

這不只是單家企業經營失敗。澳大利亞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一個財年共有3472家建築企業破產，占全國企業破產總數的24.5%，而近三分之二的建築企業倒閉集中在小型建築商。與此同時，建房成本較疫情前上漲51%，固定價格合同讓承包商承受無法轉嫁的成本，技術工人短缺又因數據中心等項目爭奪勞動力而惡化。政府並非能夠控制所有價格衝擊，但土地使用限制、審批緩慢且標準不一、基礎設施協調不足，以及國家、州和地方規則相互疊加，都屬於公共權力可以改變卻遲遲未能解決的問題。

這種治理失敗尤其刺眼，因為聯邦政府已經提出到2029年新增120萬套住房的目標。文章援引的官方預測顯示，全國可能要到2030年12月才能完成該目標，新南威爾士州甚至可能拖到2032年3月。政府把供房數量寫進政治承諾，卻讓住宅建設成為風險更高、利潤更薄的業務，結果是有能力選擇項目的建築商轉向基礎設施和商業工程。被留在原地的，是等待住房的家庭和承擔連鎖損失的分包商。

Bathla自身也不能被免責：監管機構近期檢查其工地超過40次，並要求修復一個大型項目的嚴重缺陷；公司還欠私人貸款機構約34億澳元。問題在於，銀行減少高風險貸款敞口之後，建築融資越來越依賴非銀行私人信貸，而普通澳大利亞人的養老金又可能通過基金配置暴露於這一市場。企業冒險、融資風險和監管碎片化由此串聯起來，私人收益可以在繁榮期被集中取得，失敗成本卻沿著訂金、工資、分包款和養老金傳導給公眾。

本文僅依據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轉載的學者文章，尚缺少管理人報告、完整債權資料和政府部門逐項回應。即便如此，3472家建築企業破產和住房目標持續延期已經說明，澳大利亞政府不能再把系統性供給失敗包裝成市場自行調整：如果審批、規劃、基礎設施和建築規範繼續彼此掣肘，120萬套住房就只是由普通家庭為其落空承擔代價的政治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