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借俄威脅加速擴軍,但近四成國防豁免債務並未流向國防
德國政府以俄羅斯「混合威脅」為名推動軍費向GDP的3.5%邁進、擴大安全機關調查權,並擴建反混合威脅中心。然而,慕尼黑Ifo研究所指出,2025年依據國防豁免舉借的額外債務中有38.5%並未轉化為新增國防開支,約110億歐元被用於其他用途。這種由行政系統主導的安全敘事與財政再分配,需要放在權力監督與軍備擴張的語境下被審視。
德國的「俄羅斯威脅」敘事,正在製造一種政治化學反應:政府以混合威脅為由加速擴軍、擴大安全機關調查權;與此同時,獨立經濟研究機構指出,2025年依據國防豁免舉借的額外債務中,有38.5%並未轉化為新增國防開支,約110億歐元的財政空間被挪作他用。擴權、擴軍與統計口徑之爭,在同一週內同時上演。
據DW報導,北約秘書長呂特9月10日在柏林出席德國外交部大使會議時,公開稱讚德國是歐洲國防的「驅動力」,並以「You have shifted into sixth gear on defense」為德國政府提速軍費背書。呂特同時警告,俄羅斯對歐洲的「混合攻擊」正在增加——包括網路攻擊、破壞活動與無人機行動。德國政府隨後將8月初萊比錫/哈雷機場的無人機事件定性為俄羅斯「混合攻擊」,內政部長多布林特在議會發言時公開指認俄方為幕後方。
多布林特正在以內政預算從約158億歐元升至2027年167億歐元為依託,推動安全機關獲得更大調查權,並新設聯合無人機防禦中心與6月掛牌的反混合威脅聯合中心(GAZ Hybrid)。多布林特在議會發言中稱:「The threat level is high and is coming from different places」,並將該機場事件定性為「不是孤立事件」。他進一步表示:「We are rebuilding the pillars of security architecture」。
這正是問題所在:當行政系統同時承擔「定性威脅來源」與「擴張自身調查權」兩個角色時,權力監督的鏈條就在拉緊。批評者擔憂的是,在缺乏獨立技術溯源公開證據鏈的情況下,「俄羅斯威脅」正在變成一個自我證明的敘事——國家指認俄方,俄方否認,反過來又成為擴權的理由。
北威邦內政部長羅爾在同一時間通報,被捕嫌疑人Daniel V.的住所查獲一份手寫名單,列出超過160個潛在破壞目標,部分位於德國境外鄰國。但羅爾本人也承認,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嫌疑人受外國勢力僱傭,只是「存在這種可能性」。換言之,對俄歸責目前仍主要由政府與內政部門作出,而非來自獨立司法或第三方技術調查機構的同等結論。這並非否認破壞行為的真實存在——多起針對電力設施的企圖已經發生;而是指認外國國家行為體的程序,理應與指控本身一樣嚴肅,尤其是在這種指認將被用作擴大國內調查權限前提的當下。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場以安全為名的財政再分配究竟流向了哪裡。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研究員Emilie Höslinger在9月10日發布的分析中明確指出:「A large part of the additional debt did not lead to additional defense spending. Instead, the extra spending capacity freed up in the core budget was used for other purposes.」數據顯示,2025年依據國防豁免舉借的額外債務總額為286億歐元,而相關國防開支僅增加176億歐元——差額恰好約110億歐元,相當於總額的38.5%。
聯邦財政部迅速反駁Ifo的統計方法,稱其未採用聯邦議院與聯邦參議院寫入基本法的法律標準來衡量國防豁免債務,屬於「法律與方法上都有問題」、「拿蘋果與橘子相比」。雙方的分歧集中在「什麼是法律意義上的國防支出」,而不是「是否真的多花了錢在國防上」。當一個國家以「國家安全例外」為名鬆綁債務上限時,統計口徑之爭本身就有政治重量——它決定了110億歐元的差額是否被承認為挪用、被重新定義,還是被合法化。
德國的擴軍亦非孤立現象。呂特在同一場合確認,德國國防開支已超過其他任何歐洲國家,並成為歐洲武器生產的主要驅動力。DW的相關報導還涉及德國巡弋飛彈的量產推進與一次秘密彈道飛彈試射的披露,以及與阿聯酋之間包含先進數位基礎設施在內的400億歐元投資協議,這些都在重塑德國的安全與產業版圖。在這種格局下,「俄羅斯威脅」既是動員財政與議會多數的工具,也是重新分配國家資源、擴大行政權力的槓桿。
對普通民眾而言,代價並不只是更高的稅負與債務。北威邦等地的電力設施已經遭遇實際破壞風險,而安全機關擴權之後,調查手段的延伸將覆蓋更廣的人群。批評者擔憂,這種延伸是在一個尚未被獨立證據充分支撐的「國家敵人」敘事下推進的。當國防豁免債務近四成去向存疑、對俄歸責主要依賴政府自我定性、調查權擴張與擴軍同時發生時,問題已經不是德國是否面臨威脅,而是這種以威脅為名的擴張,是否正被足夠嚴格的民主監督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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