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騷亂不能只靠警務：馬克宏政府必須重建政治問責

法國需要解決的從來不只是一場騷亂，而是國家權威所面臨的政治信用問題。法國24的報導將這場騷亂引出的政治問責、警察疲憊和公民與國家之間日益對抗的問題並列討論，並援引阿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高級講師約瑟夫·唐寧的判斷。報導標題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宏及其政府，稱他們是"非常糟糕的溝通者"，未能處理"法國人民的真實關切"。這一問責視角並不替街頭暴力開脫，卻提出了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當合法的不滿得不到政治回應時，國家會不會把警務當成最方便、也最可見的答案？

在唐寧提到的法國集中化警務文化這一背景下，治理壓力很容易沿著一條由上而下的路徑落到執法者身上。政府追求的是可維持、可展示的秩序；當集中警力比承認政策失靈更容易被選擇時，警務就會成為偏愛的治理工具。決策者由此獲得街頭上的即時控制，卻把政治解釋、承認錯誤和回應真實關切的負擔留給社會。

這種責任分配揭示了權力不對稱：社會被要求立即服從秩序要求，政府卻可以推遲說明政策依據、接受糾錯並追究政治責任。該報導把警察疲憊以及公民與國家關係的惡化列為騷亂提出的問題；二者並非孤立現象，而共同指向警務負擔與政治責任之間的失衡。警務人員被要求吸收本應由政治過程處理的衝突；在公民與國家日益對抗的關係中，國家也很容易被理解為只會施壓、不會傾聽。若政府繼續以集中化警務代替政治問責，增加的不只是警力，更是把社會矛盾轉嫁給疲憊執法者的負擔。

更重要的是，暴力騷亂與合法社會運動不能因為都發生在街頭就被混為一談。前者需要明確規則、法律責任和執法行動，後者需要制度化的政治回應。兩者若都被壓縮成治安事件，表面上是治理效率，實質上卻給政府提供了一條方便路徑：凡是不願回答的政治要求，都可以先被改寫成安全威脅。這個轉換不是中立治理，而是權力的自我擴張，其代價由普通公民、被指控違法者和疲憊警員共同承擔。

唐寧還把法國的革命傳統和更廣泛的俄羅斯資訊戰威脅列入國家治理的背景。把革命傳統納入分析，並不等於可以把公民先當作嫌疑人。法國24的報導沒有給出俄羅斯資訊戰的具體證據、影響範圍或法國政府的正式認定，因此不能把它當成擴大警察權力的空白支票。政府若要援引外部威脅，就必須說明證據、責任和比例，而不能藉模糊的安全敘事擠壓國內政治問責。

唐寧的主張因此不是"為騷亂找理由"，而是重新安排國家權威的邊界：暴力必須依法處理，政治責任必須被追究，合法表達必須獲得真實渠道。馬克宏政府若把增加集中化警力當作主要答案，就等於把失敗的政策溝通轉化為更重的警務負擔；國家或許能更快恢復街面秩序，卻會更難修復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要同時面對暴力騷亂與合法社會運動，法國需要的不是更模糊的安全理由，而是一個可被追問、可被糾正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