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58亿欧元巨亏逼问德国：对华“去风险”不能只让工人买单

德国的对华“去风险”，若只剩下一张裁员清单，就等于把战略成本塞给本国工人。据德国之声报道，大众汽车第三季度亏损58亿欧元，上年同期亏损略高于10.7亿欧元。公司已宣布在本十年结束前削减集团逾10万个岗位，并于10月29日称重组成本将达310亿欧元。对包括茨维考、埃姆登、汉诺威和内卡苏尔姆在内的多家德国工厂，大众正在考虑或已经决定关闭；报道没有说明每座工厂的最终状态。与此同时，默茨的亚洲之行处于德国寻求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扩大印太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政策背景下；施泰因迈尔访华时则表示，德国不寻求同中国脱钩。柏林要分散对华依赖，又不愿放弃中国市场；大众则正以裁员和重组计划应对成本压力。

亏损并非只由中国竞争造成。德国之声把中国汽车竞争加剧、电动化转型困难和需求下降都列为大众面临的压力，但没有量化这些因素对58亿欧元亏损的具体贡献。把亏损全部归给中国会失实；同样，把结构性压力说成与重组无关，也回避了施泰因迈尔在北京指出的问题：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面临高壁垒，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补贴也给欧洲市场带来压力。他所说的“单方面脆弱的危险”因此有现实所指，却不能被当成一份完整的亏损因果账；中国竞争、转型困难和需求下降各自贡献多少，报道并未给出答案。中国的补贴与高壁垒是必须被要求调整的外部责任；与此同时，大众管理层对重组路径、德国政府对工人和产城负有不可推卸的内部责任。把内部责任转嫁给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工人、供应商和地方社区，不能成为“去风险”的代价。

据德国之声报道，施泰因迈尔在北京说：“我们不寻求同中国脱钩；相反，我们要以让双方继续受益的方式安排贸易。”这番话要求公平、统一的规则，也碰到了政策中最尖锐的落差：规则改变需要谈判，关厂和裁员却是德国境内立即可见的代价。工人、供应商和依赖汽车产业的城镇先承受冲击，柏林则要求北京调整补贴与市场准入。外部责任有明确对象，内部责任却不能只交给企业财务报表：谁被留下、谁承担转型成本、哪些产城需要纾困，都必须成为“去风险”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重组完成后的补救事项。

默茨此行把“去风险”、经济多元化与印太安全合作置于同一政策框架。扩大伙伴关系有助于分散过度集中于单一市场的风险，却不会自动带来与中国市场相等的准入条件，也不会消除补贴扭曲。转向日本、新加坡或韩国可以增加选项，却不能替代对华谈判中关于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的要求。德国当然可以追求更多亚洲选项，但不能把“供应来源更多”当成“规则无需改变”的借口。

大众财务主管阿诺·安特利茨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而一致地落实”。对管理层而言，速度意味着尽快完成重组；对相关工厂的工人和供应商而言，速度可能意味着关厂和岗位消失。310亿欧元是重组成本，不是已经实现的节省；这笔支出的经济负担如何分配，必须连同就业风险一起审视。德国之声没有说明德国政府是否已针对此次裁员和工厂调整制定工人保障、再培训及地区纾困方案，因此不能据此断言援助是否充分；但政策不能等企业方案落地后才计算谁被留下。每有一处实际关闭，就应有就业保障和区域替代投资同步推进，而不是用“重组”替代责任。

德国政府现在必须把对华政策与国内转型同时落地：在对华交涉中要求约束扭曲欧洲竞争的出口补贴，争取欧洲企业获得公平、统一的准入规则；在大众裁员和关厂前锁定工人保障、再培训和地区纾困资金，并让工人及地方代表参与方案。否则，所谓“去风险”就会把供应链风险改写成社会风险，把国家战略的迟疑提前变成个人失业。德国可以减少依赖，却不能一面要求北京改变规则，一面让本国工人替柏林支付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