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把近76万巴勒斯坦裔选票变成组阁筹码

内塔尼亚胡真正押注的不是“选举是否安全”，而是选举结束后谁有权组阁。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2026年以色列大选后，没有任何阵营具备单独组阁能力：内塔尼亚胡阵营有53席，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共67席；后者包括艾森科特领导的48席犹太人主导联盟和19席阿拉伯政党。席位对比对内塔尼亚胡不利，但他手中的杠杆不只来自议会。他仍是现任总理；若组阁僵局持续，可以继续以看守总理身份留任，直到再次大选。他更可以利用其他阵营对与阿拉伯政党结盟的恐惧，把潜在联合政府挡在政治禁忌之外。选后24小时内，争论已从“选民是否否定内塔尼亚胡”转向“巴勒斯坦裔选票是否有效”。这不是中立的选举查证，而是服务于权力延续的组阁施压。

这张政治牌建立在真实而棘手的事实上：约80%的有资格投票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参加了投票，总投票数接近76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将这一高投票率与长期积累的政治失望，以及政府拒绝处理巴勒斯坦城镇犯罪问题后引发的愤怒联系起来。内塔尼亚胡却在选举日把参与描述为“偷走选举”，并指控阿拉伯政党以贿赂、威胁、暴力、伪造和使用禁用软件动员选民。选举官员和警方否定了这些指控；国内安全局局长戴维·齐尼称，选举“安全、程序正确，并处于监督控制之下”。截至报道发布时，没有可靠事实支持“偷走选举”的结论。

但质疑没有停止。国内安全局随后被要求调查“卡塔尔资金推动巴勒斯坦裔投票率上升”的说法，而截至报道时，调查尚无结论。启动调查本身可以是正当核查，却不能在结论出现前被改写成嫌疑成立；这套操作的政治效果是，无需先证明舞弊，就让“外来资金操纵投票”的阴影进入组阁谈判。艾森科特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党协调行动，意图否定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在调查结果公布前，调查请求本身已经被纳入这场组阁施压。

真正决定谈判方向的，是67席内部的裂缝。艾森科特领导的48席联盟坚持不与阿拉伯政党联合组阁，拥有8席的戈兰是例外。戈兰警告，以色列人不能再接受内塔尼亚胡在“犹太选票”和“阿拉伯选票”之间制造的种族主义分裂。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只要阿拉伯政党与艾森科特结盟的政治代价足够高，即使拥有67席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也难以转化为政府。这不是简单的“席位不够”，而是把社会歧视转化为组阁否决权。

阿拉伯政党因此被置于一种荒诞的民主位置：它们的19席计入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的67票，可以参与议会表决，却可能被排除在决定总理人选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准备争取更换议长，并可能利用67票推动落实选举承诺，包括限制总理任期，以及对导致10月7日安全失职展开独立调查等立法；利库德党则主张，在外国干预调查结束前暂停议长投票。议长能够控制大量立法议程。与此同时，若组阁失败，内塔尼亚胡还可能凭“默认胜利”继续以看守总理身份掌权，直到再次大选。也就是说，打破僵局并非只有组成联合政府一条路。

这套机制的成本首先落在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身上。近76万巴勒斯坦裔公民投票，表达了对政府未能处理城镇犯罪的不满，也反映了长期积累的政治失望；在政治报道中，他们往往被忽略。内塔尼亚胡的回应，却是把他们的合法参与描述为“偷走选举”。它释放的信号是：你可以投票，却不配决定政府。对普通以色列人，僵局则意味着对10月7日安全失职和总理任期限制的问责继续被拖延。艾森科特阵营若在压力下仍坚持排除阿拉伯政党，就等于替内塔尼亚胡完成最关键的一步。

接下来的议长选举和组阁谈判，检验的不只是谁能拿到多少票，而是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能否把67席从阻止内塔尼亚胡组阁的筹码，转化为拿出一份可行政府方案的政治责任。若艾森科特坚持排除阿拉伯政党，他就必须回答：既然反内塔尼亚胡的多数同样建立在巴勒斯坦裔选票之上，为什么这些选票可以计入胜负，却不能计入新政府？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若要真正打破内塔尼亚胡的二选一，就不能只把67席当成阻止内塔尼亚胡组阁的筹码，还要把包括阿拉伯政党在内的选举多数转化为一份对选民负责的组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