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住房目标正在被政府自己制造的制度成本拖垮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住房目标，却长期保留推高成本和延误交付的制度障碍，最终让购房者、建筑工人和小型承包商承担政策失灵的代价。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9月8日刊发的文章显示，悉尼开发商Bathla集团进入自愿托管后，超过2000套公寓建设陷入停顿，另有约1.4万套住房的后续项目受到威胁；该公司约350名员工中已有超过200人停工，最多可能有1000笔购房订金涉及停滞项目。

这不只是单家企业经营失败。澳大利亚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一个财年共有3472家建筑企业破产，占全国企业破产总数的24.5%，而近三分之二的建筑企业倒闭集中在小型建筑商。与此同时，建房成本较疫情前上涨51%，固定价格合同让承包商承受无法转嫁的成本，技术工人短缺又因数据中心等项目争夺劳动力而恶化。政府并非能够控制所有价格冲击，但土地使用限制、审批缓慢且标准不一、基础设施协调不足，以及国家、州和地方规则相互叠加，都属于公共权力可以改变却迟迟未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治理失败尤其刺眼，因为联邦政府已经提出到2029年新增120万套住房的目标。文章援引的官方预测显示，全国可能要到2030年12月才能完成该目标，新南威尔士州甚至可能拖到2032年3月。政府把供房数量写进政治承诺，却让住宅建设成为风险更高、利润更薄的业务，结果是有能力选择项目的建筑商转向基础设施和商业工程。被留在原地的，是等待住房的家庭和承担连锁损失的分包商。

Bathla自身也不能被免责：监管机构近期检查其工地超过40次，并要求修复一个大型项目的严重缺陷；公司还欠私人贷款机构约34亿澳元。问题在于，银行减少高风险贷款敞口之后，建筑融资越来越依赖非银行私人信贷，而普通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又可能通过基金配置暴露于这一市场。企业冒险、融资风险和监管碎片化由此串联起来，私人收益可以在繁荣期被集中获取，失败成本却沿着订金、工资、分包款和养老金传导给公众。

本文仅依据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转载的学者文章，尚缺少管理人报告、完整债权资料和政府部门逐项回应。即便如此，3472家建筑企业破产和住房目标持续延期已经说明，澳大利亚政府不能再把系统性供给失败包装成市场自行调整：如果审批、规划、基础设施和建筑规范继续彼此掣肘，120万套住房就只是由普通家庭为其落空承担代价的政治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