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聚焦"重建信任"：权力不对称与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加剧合法性困境

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本周在纽约开幕之际，会场内外回荡着一个日益紧迫的议题：信任。据印度教徒报国际版报道，本届联大经广泛磋商确定的主题为"重建信任、管理转型：服务于全体的联合国"——"重建"一词本身便暗示信任已经崩塌。

联合国基金会的一项新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联合国在交付成果方面力不从心，并主张进行深度结构性改革；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联合国在执行国际法和保护人权方面表现挣扎，且被少数强国所主导。洛克菲勒基金会与Focaldata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显示，仅58%的受访者相信联合国能够领导解决全球问题——据该报道，这一比例可能为该组织历史上的低点。此前，Edelman Trust与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开展的两项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联合国在其受调查国家中的信任度和好感度均出现下滑。

信任流失背后，据该报道梳理，至少存在四重结构性病灶。

第一重病灶位于安理会。据该报道梳理，长期表决僵局已严重侵蚀联大对安理会的信任。为此，联合国大会曾通过A/76/262号决议，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每次新使用否决权向联大作出说明——这是成员国试图对最封闭的权力核心施加问责的最新尝试。然而，常任理事国就否决权作出说明并不等同于放弃否决权本身，安理会的结构性失衡并未改变。

第二重病灶在内部流程的完整性与监督。该报道回顾了过去十余年间一系列高知名度争议：2013年阿富汗采购丑闻、2017年涉及维和人员的性剥削与性虐待案、以及2021年在加沙和印度涉及"不存在住房项目"的合同。该报道指出，每次丑闻的矛头最终都指向个人，而系统性的问责却鲜有触及，对个人不当行为的追责后果也十分有限。

第三重病灶在于少数国家对联合国体系的事实主导。根据联合国2024年最高财政监督机构ACABQ的报告，在某个联合国机构聘用的9名技术专家中，有8名由单一国家资助。该报道据此质疑：当一个受援国接受该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时，这些建议能否被视为完全中立？报道还指出，联合国发展系统在自身项目支出方面的透明度正日益局限于这些捐助国政府，而非受援国的公众。在预防冲突领域，对得罪捐助国后可能影响供款与个人职业前途的担忧，已使联合国官僚机构愈发规避风险。

第四重病灶是全球南方在决策权力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4%，却仅拥有44%的联合国公务员领导职位；非洲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联合国领导由非洲人担任；联合国各类机构总部所在城市中，仅约五分之二位于全球南方。报道特别指出，2025年作为削减成本措施的一部分，数千个职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迁出时，全球南方城市基本被排除在外，尽管这些城市在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尽管联合国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全球南方对联合国的信任度高于其他地区，但该结论基于自报数据，可能受样本覆盖与提问方式影响。

该报道同时承认，联合国在2025-26年度向约9800万人提供了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约占世界人口的1.1%。但在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冲突中，联合国通过维持黑海粮食出口、防止红海漏油事件等战术性介入积累的善意，并未转化为使交战各方坐下来谈判的机制。据该报道观察，主动促进和平的发起权已不可持续地集中在该组织官僚阶梯的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