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治理

单身税与"缺失的中层":澳大利亚老年单身女性如何被住房政策系统性抛下

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单身者每月生活开支比双职工家庭中的个人多出逾770澳元;独居人口中约半数为65岁及以上女性,女性占无家可归服务援助寻求者的60%。在住房供应结构性失衡与远期政策承诺难以兑现的背景下,老年单身女性正被推向住房不安全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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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路易斯·泰勒(Louise Taylor)曾期盼,自己的居所能从一片仅供遮风挡雨的屋顶,变成一个真正称得上"家"的地方。但据ABC新闻报道,过去五年里在私人租赁市场"屡屡被拒"的她,如今只能栖身于布里斯班北部一处小型复式公寓——这已是以养老金为生的她所能负担的极限。

"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想,'你知道吗,我不在乎了,我必须这么做'。"泰勒说。她对眼下这处住所心怀感激,但环顾四周却茫然无措——"我该把客厅摆在哪?"

泰勒承认,自己在公共住房轮候名单上已是相对幸运的一类。她同时联系了多家住房援助机构寻求帮助。但作为靠养老金度日的单身租客,她害怕下一次涨租的到来——一旦租金再度攀升,她认为自己将别无选择,只能搬去与已成年的女儿同住;她同样担心自己终将被迫住进合租房。

泰勒相信,若是以伴侣二人共同申请,自己在私人租赁市场上的处境会好得多。这种由"双人共用成本"带来的不对称,被澳大利亚社会称为"单身税"——即单身收入家庭无法像伴侣那样分摊房租、账单与家务等开销。

据ABC新闻援引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单身者每月的总体生活开支比双职工家庭中的个人多出逾770澳元。需要指出的是,该数据为总体均值,并未细分地区、年龄段与收入层级。

布里斯班理财顾问迈克尔·库里(Michael Khouri)告诉ABC新闻,单身者不仅要在经济上独自承担一切,还要在财务管理上承担更多心力。"如果一个人单身,又得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往往会更缺时间。"库里说。他还注意到,近年因分手而被迫分居的夫妻,在分别租房或购房时尤为困难——尤其在住房成本持续攀升的当下。"十五年前,他们的支出里大概有三到五成是住房,而现在这个比例越涨越高。"

这一群体的规模与脆弱性并非少数。ABC新闻援引数据指出,澳大利亚独居者中女性占比超过一半,其中约半数年龄在65岁及以上。老龄女性正成为住房困境与无家可归风险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报告显示,寻求无家可归服务援助的人口中,女性和女童占60%。更早的人口普查数据则显示,自2011年以来的十年间,55岁以上无家可归女性人数激增约40%。

"老龄女性住房运动"(Housing Older Women Movement)的玛吉·尚布鲁克(Maggie Shambrook)向ABC新闻表示,许多跌入这一处境的女性长期处于"隐形"状态——她们辗转借宿亲友沙发,或栖身于房车之中,苦苦寻找一处价格合适、面积适中的住所。她认为,系统性根源包括这些女性长期从事低收入职业、承担大量无偿照护劳动,以及难以积累个人资产。

尚布鲁克还指出,年龄带来的行动能力下降,使她们对住房的适配性更为敏感:"你年纪越大,跨越障碍的能力就越差……霉菌、安装不合规范、炎热天气下通风不良,都是严重问题。"

适配单身者——尤其是适配老龄单身者——的小户型住房不足,并非新鲜议题。澳大利亚住房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汤姆·阿尔维斯(Tom Alves)告诉ABC新闻,"缺失的中层"——即介于独栋屋与高密度公寓之间、价格适中的中小型住房——长期难以推进建造,主因是利润低于公寓或独栋住宅。"再加上邻里层面的政治阻力,问题就更复杂了。"他说。

阿尔维斯承认,单身者所需的住房类型因年龄段不同而各异,政府干预以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势在必行。他援引2023年宣布、规模为100亿澳元的"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为例。该基金承诺在2029年中期前交付数万个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单元——但外界已对其实际可负担性提出质疑。

泰勒所在的昆士兰州,政府已设定目标,要在2044年前交付5.35万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该目标的财政路径与具体地块供应情况尚未公开说明。

然而,对于像泰勒这样正等待下一次涨租到来的老人而言,遥在十余年甚至二十年后才会陆续兑现的承诺,提供的安慰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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