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调查：特战文化与高层失责如何为涉嫌战争罪提供条件

据ABC News Australia报道，澳大利亚一项长期保密的阿富汗战争调查近日公开执行摘要，将对涉嫌战争罪的审视从一线人员扩展至SASR文化、政府政策和高级指挥层。摘要认定，澳大利亚国防军高层存在“探究精神的缺失”，SASR内部出现“权威倒置”；这些系统性文化问题“使涉嫌战争罪得以发生”。

调查承接2020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军监察长阿富汗调查。后者认定数十起非法杀害存在可信证据。据报道，前一轮调查因把涉嫌战争罪的责任几乎全部归于较低军衔而受到批评。此次调查因此不只检视基层行为，也考察SASR文化、涉嫌的非法杀害及其他不当行为，同高级指挥官本应察觉的迹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前SAS上尉、现为自由党议员Andrew Hastie表示，报告近50项发现中，许多内容与其担任初级军官时的经历相符；在他看来，报告确认存在违法行为，责任应沿整条指挥链展开，而非只集中在个人。

摘要最具实质性的问责线索之一，是总部本来能够取得的数据。报告称，敌方作战死亡人数呈增长趋势并出现异常峰值，一些行动中只有敌方死亡、没有澳军伤亡；按历史标准，这些特征极不寻常。调查同时承认，从SASR向更高层级传递信息存在“极端受限”，限制了上级当时能够掌握的情况，但仍批评总部没有充分关注已经传到其层面的异常数据与传闻。

报告写道：“有可供总部掌握的确切数据，包括敌方作战死亡人数的增长趋势。”“在传闻所涉事项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极不寻常。”一些指挥官注意到这些数据及伴随的传闻，另一些人则未予警觉。统计本身不能证明非法杀害，但与传闻叠加后，已构成必须追查的预警。

调查对SASR文化的批评同样严厉。一些人员自认“非凡”，相信“普通规范和标准不再适用”，并形成“不可触碰”的自我认知；报告还发现“傲慢倾向”以及对美国特种部队的“不健康模仿”。指挥关系实际倒置，初级军官事实上屈从于按常规应受其指挥的非军士官；有人把“战友情谊”置于领导责任之上，试图挑战既有结构的军官则遭排挤。摘要还批评高级军官明知当地有明确禁酒令，仍默许Camp Russell基地设立专门饮酒场所。

问责也延伸到国家如何部署和使用这支力量。摘要称，澳大利亚政府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助长了SASR“优越而非专业”的自我定位，并批评特战部队过度部署。作战决策还受到追逐奖章、荣誉和认可的影响，一些行动倾向于寻找可能与叛乱分子发生激烈接触的机会，或为个人收益而冒险，置任务效果于不顾。由此，涉嫌战争罪、异常伤亡数据与特战文化不再是彼此分离的问题：国家如何部署这支力量、如何奖励高风险行为，以及总部是否监督，构成一条连续的责任链。

司法认定仍须与调查结论分开。2020年调查的发现促成特别调查员办公室成立，该机构随后调查涉嫌战争罪。前SAS士官、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Ben-Roberts Smith于今年早些时候被捕并遭战争罪指控，前SAS士兵Oliver Schulz也在法庭面临战争罪指控；两人均表示将抗辩。执行摘要认定的是文化与指挥条件，不能取代法院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战争罪的判断，但它确实修正了把责任主要留给低军衔的单一叙事。

公开程度本身仍是问责缺口。完整报告早在2022年便交给前澳大利亚国防军参谋长Mark Binskin，执行摘要直到近期才上线；因包含原阿富汗调查的敏感证据，完整报告不会公开。公众目前只能看到结论、部分引述和数据趋势，无法核对完整证据、调查方法及各项指挥责任的依据。摘要把追问推进到“谁批准过度部署、谁看见异常、谁决定不查”，但在关键材料缺席之际，公开问责仍无法说明这些责任如何落实到具体人员和决定上。

在阿富汗战场，相关证据和调查程序主要由澳方掌握；这种控制力不仅关乎战场行动，也关乎谁有能力定义责任、谁必须接受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