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儲行用加息懲罰家庭，卻把通膨根源留在政策盲區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準備繼續以加息壓低通膨，這套由普通家庭承擔主要代價的政策選擇，暴露了央行權力與民眾承受能力之間的失衡。副行長安德魯·豪澤承認，持續上漲的生活成本和利率已經引發廣泛憤怒，但澳儲行今年前三次加息後，仍在考慮是否進一步收緊政策。四大銀行預計，現金利率可能在年底前由4.35%升至4.6%。

澳儲行當然負有控制通膨的法定職責，但它手中最有力的工具，是繼續壓縮家庭和企業的支出能力。豪澤列出的通膨壓力包括中東危機、人工智慧投資熱潮，以及澳大利亞供給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大多不是普通居民製造的，也不可能由他們通過減少食品、住房和其他日常開支來解決。央行卻仍可能把全球風險、投資擴張和供給瓶頸轉化為更高利率，讓已經承受物價上漲的人再次付費。

這種政策的階層後果十分具體：通膨侵蝕購買力，加息又抬高資金成本。豪澤承認低收入人群受通膨打擊更重，也預計房價還會小幅下跌；與此同時，央行把就業保護作為放緩抗通膨進程的理由。這說明澳儲行知道不同政策路徑會把損失分配給不同群體，卻沒有改變主要依靠需求壓縮的框架。

決策程序還加劇了這種權力不對稱。澳儲行將在9月底決定維持還是調整利率，而新的通膨數據要到決定後的第二天才公布。央行可以依據內部預測採取行動，家庭卻只能在決定落地後承受結果。豪澤強調央行會隨事實調整立場，但政策糾偏並不能退還居民已經支付的利息和生活成本。

本文事實依據僅為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2026年9月8日刊發的採訪報導，未構成對澳儲行內部預測和政策模型的獨立核驗。

澳儲行不能一面承認公眾因物價和利率而憤怒，一面繼續把加息描述成近乎自然的技術反應。貨幣政策不是沒有責任主體的公式，而是決定誰先失去消費能力、誰承擔經濟調整成本的權力。若通膨壓力主要來自外部衝突、資本投資熱潮和長期供給不足，反覆削弱家庭需求只會讓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人為結構性問題埋單。